农民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及转基因主粮的潜在生产意愿分析——以湖北地区种粮农户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湖北省6县市区9个乡镇种粮农户的实地调查,初步分析农民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及转基因主粮的潜在生产意愿。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十分缺乏转基因技术相关知识,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十分有限,对转基因主粮的潜在生产意愿较低;农民的兼业程度、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以及对转基因主粮的产量预期、农药化肥投入预期、销售难易预期和食用安全性预期是影响农民转基因主粮潜在生产意愿的重要因素。

试论转基因主粮产业安全与风险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将带来潜在的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隐患,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更已突破科学技术的范围。各个商业利益群体尤其是转基因跨国公司,通过垄断转基因种子知识产权、培育并输出绝育种子,来达到控制别国粮食命脉的目的。本文从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健康风险、生态环境安全、社会风险等方面,简要介绍了国内外有关研究进展,并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解决国家粮食安全的对策,认为中国具备传统生态循环农业优势,利用生态学理论进行退化耕地修复将是排斥转基因主粮的一条可取之路。

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论的几点思考

2010年,国内爆发了因转基因主粮商业化问题而引起的争论事件。从各参与争论主体的利益出发,分析了争论的原因、争论的实质及争论影响。提出引发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论的几个主要原因:为了维持原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传统;争论双方价值观和利益倾向存在分歧;人们对转基因作物或食品食用安全和生态安全潜在风险的担心;媒体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新闻炒作等。指出争论的实质是争论主体各方关于利益、权力、资源等的一种博弈过程;争论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新知识、改变价值观、完善监管制度、促进技术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

转基因主粮作物商业化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吗——基于对中美印比较分析的启示

基于转基因主粮作物商业化对中国经济安全影响的相关文献,运用文本分析法提炼出推行转基因主粮作物商业化可能使中国经济安全遭受影响的基础变量,分别为技术专利、企业实力、产业依赖、辅助行业、国际贸易、定价权力、市场需求、制度保障和调控能力。将这些变量与比较优势指数和波特钻石模型中有关竞争优势来源的因素进行对应分析,并将其划分为“激励性”因素和“保障性”因素。接着对中国、美国和印度就这些基础变量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诸多基础变量上与上述两国相比处于劣势,尤其体现在“激励性”因素上。因此,当前中国并不具备推行转基因主粮作物商业化的激励性,且贸然推行可能给经济安全带来某些不确定性。主要方针应为:未雨绸缪、走自主研发的道路;这些基础变量呈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不同作物间也存在差异。因此,应分类指导,差异化发展。

我国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的伦理困境

我国政府和大部分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要推进转基因主粮的产业化进程。但是,一些学者和许多公众抵制我国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在当前的境遇下,我国转基因主粮的产业化主要面临效用评估、社会不公、基因专利和公众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伦理困境,其产业化的条件和时机并非成熟。如果我们不能科学、合理和有效的解决这些困境,要推进我国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将面临很多困难。

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

SSK学者运用科学修辞学的方法对科学争论、科学文本等进行的社会学解读,是SSK流派在社会建构论领域的一大创新。文章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转基因主粮事件"中争论各方使用的修辞资源、论题和手段的分析,试图展现各方行动者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

中国公众抵制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三重缘由之探

结合2010年国内爆发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论事件,考察了当时社会上各种反对主粮商业化的声音,并认为中国公众抵制的原因主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精尖"特性造成了公众与科学的隔离;公众对专家的知识依赖遭遇到专家"利益私化"的尴尬,从而导致了专家与公众的分离;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事实而产生的公众对政府公共性信仰的丧失更加深了公众与政府的隔阂,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公众的态度和立场。

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论争

转基因主粮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有形财富生产问题,而是关乎"民以食为天"的大事,是有关生命和目的理性的大事。它需要有一个自觉的风险管理过程,需要公众的全面、有序的参与和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