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转处制度

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固然要加强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与控制,但是也应该赋予侦查机关对一些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作出转向处分的权力。让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训诫,要求其作出一定的赔偿,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还可以责令涉罪未成年人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我国可以从明确侦查转处制度的适用范围、调查评估、听证程序、替代措施、设立专门机构等方面完善侦查转处制度。

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侵入与阻断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理论导致了一系列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司法转处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制度的生成与运行,直接改变了权力划分的结构与框架,使原本清晰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显现出了模糊地带。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侵入与阻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应在其点、线、面上进行全方位改革。

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在企业犯罪中的应用及其启示

国家主导的刑事诉讼的方式因其严厉性对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震慑力,然而其所造成的负外部效应亦不容忽视。美国的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对于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其在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设计实现了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的统一,然而该制度仍然存在着适用对象不平等、检察官的权力过大等局限性。借鉴美国的立法司法经验,以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为基础,尝试构建企业审前转处制度,从而在发挥制度分流以及制度激励效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发展。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准则与本土化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核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集各国司法实践之经验为司法转处提供了基本指导和标准:转处依据的多样性且强调未成年人的福祉,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且尽早进行转处,决定主体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且自由裁量权较大,转处方案的多样性且适当进行干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现状,剖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发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本土化难以避免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的控制和影响,公安机关无须过于积极地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社区功能的发挥非常有限,应当尽量避免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刍议侦查程序中的转处制度

侦查阶段的转处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转处措施。相对而言,它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及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我国侦查程序的各环节均有转处的可能性,可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转处制度。

我国大陆地区未成年人司法转处措施的多样化初探——基于对澳门地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思考

澳门地区确立了比较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正面效应。而大陆地区《刑事诉讼法》虽然新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司法转处问题关注不够,制度单一且问题重重,不仅不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充分实现立法的目的。因此,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适当借鉴澳门地区的司法经验,结合我国大陆地区现有立法问题,构建形态多样化的司法转处与非监禁性措施。

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机制及启示

为避免和减少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进入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各国及地区普遍采取司法转处措施,在控前或审前将少年犯转出。香港承袭英国做法,在侦查阶段赋予警方一定的裁量权,对犯有轻微罪行的认罪少年施以警诫,以替代提出刑事指控。对这些控前转处的认罪少年,警方会结合个案少年需要将其转介至不同部门,并引入家庭、社会力量,合力协作防止少年再犯、帮助少年重返社会。在内地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考察香港认罪少年控前转处的有益经验,结合香港当地改革呼声,为内地处理认罪少年案件、完善少年司法审前转处机制提供可兹借鉴之处。

试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是通过非正式程序将未成年人从正式司法程序中"转移",减少或避免问题少年标签化。作为舶来品,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良好的实践效果。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对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并对具体规则的设计和配套制度的衔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思考

2012年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暂缓起诉"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正式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刚具雏形,设计机理不明确,内容上过于狭隘,具体操作上主体、程序、标准模糊,与司法转处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不成熟,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有现实的必要。

美国企业犯罪的审前转处协议研究

美国针对企业犯罪建立了特殊的审前转处程序,办案检察官可以与涉罪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如果企业能够在考察期限内完成协议下的义务,则不会被审判和定罪。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该制度较好地为企业的生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了保障。该制度以美国司法部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赋予了办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基本无权干预。美国理论界的争论主要围绕三对冲突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与企业“大到不用判刑”特权的冲突、检察官的转处裁量权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司法部内部行为与立法/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面临企业犯罪处理困境的当下,该制度及其相关理论能够为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帮扶企业”政策的践行提供经验借鉴。

精神病犯罪的辩诉交易——GBMI裁定下美国精神障碍犯罪人转处及启示

美国《模范刑法典》排除基于无意志控制力的精神辩护,但未明确划定刑罚免责事由与减轻事由间的界限。"有罪但存在精神障碍(GBMI裁定)"处于因精神障碍而无罪与有罪判决间的"灰色地带",在GBMI裁定下的精神障碍犯罪人享有包括辩诉交易在内的诉讼权利,其合理性和犯罪人转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少年法院逆向转处的成本——效益分析

随着青少年犯罪率的急剧飙升、犯罪行为暴力程度的不断升级,少年法院逆向转处程序机制应运而生。有必要借助法律经济学成本—效益评估方法考察少年法院逆向转处的可行性。逆向转处的收益能够通过其他替代性方式获取,并不具有独占性的优势;其成本耗费超过了所预期的效益,不能适应青少年犯罪整体控制的发展要求。

论我国少年司法转处制度的构建

近些年来，我国少年犯罪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高度专注，但是在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少年司法体系。借鉴国外已经成熟的少年司法转处制度对于我国少年司法建设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就对少年司法转处制度的分析探寻我国少年司法发展的路径。

德国少年转处的经验:意义、范围和手段

为了实现德国少年刑法所奉行的教育理念,借助转处措施而提高终结刑事程序的适用比例就显得尤为重要。柏林转处咨询和调处办公室旨在落实对少年涉案人的教育措施,一旦当地检察机关同意了转处措施,转处办公室的社会工作者经过评估后认为可以实施教育措施的,将会由转处办公室的社会工作者对其实施不超过两个月的辅导帮助,其内容不仅包括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修复,还包括生活状态重建以及平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如果未成年人履行了约定的负担,检察机关会原则上可以根据转处报告对涉案少年终结刑事程序。为了保障转处的适用,立法不应该赋予刑事追诉机关太多适用转处的裁量空间。同时,对参与转处实施的人员需要开展培训。

少年转处与工读学校的功能定位——以标签理论为视角

少年司法力图将未成年人从成人司法中分离,但依旧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司法属性,这容易给接受过司法矫正的未成年人带来负面的标签效应。少年转处则是对司法的再分流,旨在将未成年人从少年司法制度中脱离出来,减少带有司法性标签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我国的工读学校就是少年转处的典型代表。工读学校系非司法性组织,是对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后的再分流,在进一步弱化标签效应的同时,节约了少年司法资源并提高了少年司法效率。标签效应的进一步弱化,更有利于未成年人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灵犀百转处 执锐亦拈花——观孙宏涛画境有感

我以为真正的艺术家,必然满怀冲突,即使他的头颅已俯伏于大地,他的灵魂也必飞翔于苍穹。这种冲突不可解决、无从消释、如冰炭同炉,亦如云壤相接;使人痛苦、游离,无法顺服,无从宁静,备受煎熬。但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却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财富。因为,只有产生于冲突,却不止于冲突的艺术作品,才能使自己和表现的对象,具备与真实的生命一起延续、甚至超越的可能——因为生命本身,乃是最不可复制、

美国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发展

审前转处协议,肇端于少年微罪案件的处理。20世纪90年代初,联邦检察官将其扩张适用于法人犯罪案件。"后安然"时代,审前转处协议成为处理上市公司、跨国公司犯罪案件的常规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征是:在未经法院定罪和量刑的前提下,仍可以要求涉罪法人履行缴纳罚金、支付损害赔偿金、聘任独立监事、撤换公司高管等法律义务,因而是一种无需定罪的惩罚。这一制度勃兴的逻辑基础是要避免刑罚的水波效应—起诉和定罪法人对与法人犯罪行为无关的投资者、雇员、养老金领取者、客户等无辜的第三人利益的严重侵害。在法人审前转处协议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检察官拥有一边倒的、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裁量权,从而埋下权力滥用的空间。为此,美国司法部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起诉法人的诉讼指南,予以相应的内部规范。然而,内部制约机制总有其局限性,因而有必要引入外部制约机制,由法官对审前转处协议的内容及其履行进行相应的司法监督。

纵论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

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是支撑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化原则的核心制度,不应把这一制度泛化为少年司法的理念或主义,也不应只将其作为附条件不起诉的同义语。根据相关国际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规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它是融程序和措施为一体的综合制度,构建全面合理的该制度就必须赋予警察和检察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把这种权力溶入到警察对微罪自行处置、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三种转处方式中,并且制定多样化的观护措施。

美国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演进及其启示

引言美国是世界上设定法人犯罪圈范围最广泛的国家。理论上,几乎任何犯罪,法人都可以构成,都是适格的犯罪主体。实践中,检察官对追诉法人犯罪一直持比较积极的态度。传统上,检察官对于法人犯罪案件通常有三种处理模式:(1)提起公诉,即将案件交付法院审理,由法院最终判定涉罪法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其相应刑罚。(2)辩诉交易,即就涉嫌的犯罪数量、具体罪名(重罪或轻罪)及其相应刑罚与涉罪法人讨价还价,达成一致意见后,交付法院裁决认可。(3)不起诉,即因证据不足或其他原因撤销案件,不再对涉罪法人提出任何指控。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检察官又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法人犯罪案件处理模式:审前转处协议(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后安然时代,审前转处协议在实践中得到较为广泛的适用,有相当一部分法人犯罪案件都是以这种模式处理的。然而,这一模式也面临来自社会各界的挑战:学术界对此质疑不断,律师界亦颇有微词,法官启动了司法审查,甚至美国国会亦介入了调查。其前景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观察。最近,我国一些学者提出增设类似美国的暂缓起诉制度的立法建议。评判这一建议是否可行,有赖于深入考察美国的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鉴于此,本文拟对美国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演变进行较为全面的述介并予以客观的评析,以供我国立法机关资鉴。

轻罪的程序应对:英国转处制度及其启示

转处是对罪行不太严重的犯罪人不予起诉,采用庭外解决方案进行处理的多种措施的总称。英国的转处制度起步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基于对刑事案件损耗率的认识而发生的政策转向。英国的转处制度包括警告、简单警诫、青少年警诫、附条件警诫、定额罚金通知、骚乱罚金通知、社区解决、暂缓起诉协议等多种形式。转处实践在英国产生了扩大法网、被追诉人违心接受转处措施、刑罚震慑功能减退、刑事执法不一致等问题。英国转处制度及实践,既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也提供了试错的样本,未来如果我国引入转处制度,应当采取一定防范措施减少其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