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贸易隐含碳转移排放测度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碳排放量成为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与环境影响的重要指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明确各省份碳排放责任,对于制定科学的减排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各行业部门的碳排放数据,测算了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各省份的基于生产者责任视角和基于消费者责任视角的碳排放量,并分析了不同省份的碳排放特征,进而测算了省份之间的碳转移及其具体路径。以期为制定有针对性的碳排放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溢出效应下的区域间隐含碳排放转移责任研究

在党的二十大对“双碳”目标进行了全新战略部署的背景下,如何厘清区域间隐含碳排放转移责任是推进和优化中国地区碳交易市场的关键。基于多期差分模型和空间差分模型,评估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对本地和邻地碳减排产生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并进一步从现实角度出发,分析并佐证了碳交易试点政策是引起试点地区向其他非试点地区转移隐含碳排放责任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碳交易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碳减排效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2)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有效减少了试点地区本地的直接碳排放和邻地转移溢出到本地的间接碳排放,但是试点地区会将自身的碳排放责任转移到经济地理接近且经济发展状况相似的非试点地区;(3)在当前碳交易政策实施阶段,试点地区均为中国净碳责任转出区域,且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驱动了试点地区向非试点地区转入隐含碳排放责任,且非试点地区间的隐含碳排放责任转移不受政策效应影响,其目的是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

重点产业政策与中国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

重点产业政策是构建绿色贸易体系和调控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中国2007、2012和2017年各省份制造业为样本,考察了省级重点产业政策对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支持行业在省际贸易中的碳转入;第二,当省份的资源依赖度越高和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时,重点产业政策的省际贸易碳转入效应越强,然而政策的环保倾向降低了这一碳转入效应。渠道分析表明,重点产业政策通过对低景气度产业以及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支持,加剧了省际贸易的碳转入。研究为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下优化重点产业政策制定及差异化实施地区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

风险规避下考虑碳排放转移的供应链运营决策与协调

文章构建了风险规避制造商和风险中性供应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系统,采用Stackelberg博弈探究了当制造商风险规避时,碳排放转移对供应链运营决策的影响,并采用收益共享契约实现了供应链协调。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的风险规避会使得销售价格降低,而批发价格增加,导致供应链整体利润失调;当制造商风险规避时,碳排放转移会加剧双重边际化现象,增加运营风险,减少双方收益;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当收益分配比例在特定区间内时,制造商效用值和供应商利润值较分散决策情形均有所增加。

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区域间贸易碳排放转移网络视角

利用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以各省份为节点,省份间的碳排放关系为边缘,碳排放转移量为权重构建区域间农业贸易碳排放转移网络,将投入产出理论与复杂网络理论结合探究各省在农业贸易碳排放转移网络中角色对各省份农业直接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7~2017年期间我国农业直接碳排放量整体较大,且大部分省份农业直接碳排放处于上升趋势.根据三大功能区农业贸易碳排放流入和流出分析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更多的是区域内部自产自消,其次是供给粮食主销区,最后是供给粮食产销平衡区.而粮食主销区更多的是消耗粮食主产区,供给相对较少.粮食产销平衡区更多的是消耗粮食主产区,供给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我国碳排放流向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等中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西部地区的新疆、内蒙古等省份主要是由东部等发达地区流入.农业贸易碳排放流入强度、城镇化水平、农业机械投入强度以及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产量对农业直接碳排放有促进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直接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农业贸易碳排放流出强度、传输介质能力以及影响力对农业直接碳排放没有显著性影响.

省级尺度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碳转移格局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区域间产业关联程度加深,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所引起的碳排放空间重塑成为低碳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利用碳排放清单法及环境效应分解模型,估算中国工业碳排放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分析产业转移背景下省际间碳排放的转移格局,以探讨区域节能减排与发展平衡的有效策略。研究表明:2005—2019年期间,中国的工业碳排放量格局一直是以环渤海地区为单核心,邻近的山东、浙江、内蒙古逐渐增加;省级尺度层面,产业规模对工业产业发展引起的环境效应强度最大,产业结构的作用相对较弱;工业碳排放的空间转移主要呈现由沿海区域向内地转移,转出高耗能产业碳排放量最多的省份是山西、山东、辽宁、上海,而高耗能产业碳排放量转入最多的省份是新疆、安徽、山东;碳排放的转入、转出并不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位置完全等同,经济发达省份也会因能源需求或国家战略政策的影响,呈现某段时间内工业碳排放的转入。结论有助于为全局视角下区域间横向联合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进出口贸易碳转移排放测算方法分析与评价

目前中国的碳转移排放测算方法有很多,虽然方法不尽相同,但总的结论和计算出的变化趋势类似。造成碳转移量测算结果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碳排放强度的测算模型不同,二是对于中国加工贸易转移碳排放的认识不同。测算避免转移排放量时,如果不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在某些年份(如2002年)甚至会得到"中国是碳转移的净进口国"的结论。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的年份,与强大的规模效应相比,几乎所有不确定性产生的误差都可以忽略,不会影响"中国是碳转移的净出口国"的最终结论。鉴于规模效应是主导原因,出口贸易量与出口碳排放份额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对测算结果进行合理性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1997—2007年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19%稳步增长到37%,出口碳排放的相对份额从18%～23%增加到33%～35%是相对合理的结果。

转移排放与碳泄漏概念辨析

本文归纳分析了转移排放和碳泄漏的概念,并针对容易混淆的影响机理指出二者的实质与内涵,并通过目前国际国内对这两个概念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结果,指出生产侧碳排放权分配模式缺乏公平性;全球贸易导致的内涵排放是一般经济规律;实施单边贸易措施无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区域碳排放空间转移特征及其经济溢出效应

准确把握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空间转移特征,明确其经济溢出效应是引导区域碳排放合理转移的基础。以中国省际区域为研究对象,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分别测算了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总量及碳排放转出总量;通过构建基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综合运用Moran’s I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别研究了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经济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碳排放转移总量均较大,其中碳排放转入总量大于碳排放转出总量,东部及中部较发达地区均具有正的净转移特征;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和碳排放转出的Moran’s I指数分别为0.17和0.14,表明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空间集群特征;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在局部空间主要表现为L-L模式和H-H模式。其中东部及中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表现为H-H模式,西部地区及中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L-L模式,而中部地区则表现为L-H模式或H-L模式为主;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经济溢出类型主要有五种具有区域特征的溢出模式,其中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所产生的经济溢出效应要强于碳排放转出。最后,针对研究结果,分析了其产生的可能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和建议。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中国区域间碳排放转移研究

借助增加值贸易概念,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在跨省跨产业的中国国内价值链框架下测算各省二氧化碳的生产侧排放、消费侧排放,将区域间排放转移按传统贸易、简单价值链贸易和复杂价值链贸易进行分解测算并评估不同贸易路径上排放转移的潜在环境成本。研究发现:(1)2012年中国大部分省份参与国内价值链过程中的碳排放占其生产侧总碳排放的80%以上,有一半的省份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90%;(2)与通过跨省的传统贸易创造增加值方式相比,通过国内价值链贸易创造的增加值更高碳;(3)2012年中国跨区域的排放转移比2007年增加了148.2%,约29.8亿吨,其中通过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的排放转移分别增加了119.6%和336.7%,约10.8亿吨和15.9亿吨,这两条价值链上排放转移的环境成本也有较大增加;(4)西北地区是碳排放净流出最多的区域,东部沿海地区是净流入最多的区域。

全球生产网络中国际贸易的碳排放区域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GTAP数据库构建一个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测算和分析了2004-2011年附件I国家与非附件I国家间贸易中的转移排放,并重点考察中国对外贸易转移排放的变化趋势、国别(区域)流向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研究期间附件I国家对非附件I国家存在大量转移碳排放,而中国成为附件I国家转出排放的主要目的国,占比高达49.4%-54.7%。(2)2004-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导致大规模的碳排放"净转入",而其中约62%-75%来自于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3)进一步对中国净转入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后发现,中国对美国、能源净出口国的贸易顺差效应是其净转入排放的最主要原因,而对于其他贸易伙伴,中国净转入排放主要是中国较高的污染贸易条件所致。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我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碳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碳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碳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碳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碳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碳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碳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八大区域间碳排放转移研究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很大。在全国尺度上,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切实贯彻区域统筹原则,这就需要对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转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利用EIO-LCA方法及199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来核算中国八大区域间产品(服务)以及隐含的碳排放在区域之间流动和转移总量。研究发现,经济拉动作用收支方面,东北区域、京津区域、南部沿海区域、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总量大于其承接其他区域拉动作用的总量,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反之。区域间隐含的碳排放转移收支方面,北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碳排放转入量大于转出量,承接了其他区域的高碳负荷产业转移,其他六个区域情况相反。另外,本研究还采用万元碳排放量表示区域间经济拉动的碳负荷系数,来衡量经济拉动作用的碳环境友好程度,即碳效率。区域承接的拉动作用的碳效率从大到小顺序是:京津,西南,东部沿海,北部沿海,西北,东北,南部沿海,中部区域。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国际贸易隐含水体氮排放转移研究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是贸易隐含污染物排放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近年来氮足迹与全球氮循环问题日益引发关注,水体氮是氮的主要存在形式,主要来自于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氮肥生产以及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本研究利用全球污染排放数据库,基于2015年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从污染转移总量以及贸易流污染排放强度两方面计算了国际贸易对全球水体中的氮排放格局的影响。主要结论:(1)水体氮排放量的转移方向与大小与区域距离的远近、农业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经济发达程度有关。水体氮排放转移量较大的贸易流大部分为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向经济次发达区域的污染转移,一些农业资源禀赋程度相似、区域距离较远的区域污染转移量一般较小。一个国家向经济发展程度比自己低的区域出口的产品流隐含的污染强度低,向比自己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区域出口的产品污染强度高。建议通过农机具援助、技术培训等方式,加快对非洲、亚洲等区域的农业技术转移和扩散,帮助农业生产欠发达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管理水平,降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出口的贸易流中的污染强度。(2)2015年,中国贸易隐含的水体氮污染净进口量为16万t,占到全球水体氮进口的2. 72%,谷物进口大幅增加是产生水体氮净进口的重要原因。大幅增加的进口以及过高的粮食库存不仅给世界带来资源环境压力,也进一步加剧了本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因此不仅应从产量上关注粮食安全,还要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调整粮食供给结构、种植结构和进出口结构,最大限度的降低因农业生产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

晋陕蒙能源富集区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以晋陕蒙资源富集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晋陕蒙省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特征进行研究,分别计算山西、陕西、内蒙古和其他区域碳排放的转移量以及三省之间的相互转移量,以期为该地区碳减排责任的界定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其他区域向晋陕蒙转移的二氧化碳量高于晋陕蒙向其他区域转移的二氧化碳量,晋陕蒙承担了其他区域的部分碳排放压力,这些转移量主要集中于煤炭采选业和石油、炼焦产品、核燃料加工业;在晋陕蒙区域内部,碳排放转移在总量上较为相近。上述结果表明,晋陕蒙地区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向外省市提供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排放产品;三省自身可以提供本省能源消耗,只是能源类型存在差异,需要调入一些产品满足需求。因此,为了促进低碳发展,应建立区域协同减排政策,合理分担减排责任。

基于区域间贸易矩阵的中国各省区碳排放转移研究

定量测算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量及省区间碳排放空间转移量,是科学制定区域减排规划、合理分配碳减排责任的前提。文章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法,建立了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碳排放转移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和省区间调入及调出的碳转移量,为界定各省区在区域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责任及减排配额分配提供参考。

中欧贸易碳排放转移研究

中欧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中欧商品贸易转移的碳排放对中国和全球的碳排放也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欧盟一直是节能减排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如果欧盟是通过增加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而减少其国内生产从而实现其减排目标,则其承诺将是毫无意义的。本文建立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1995-2010年中欧贸易的碳排放转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贸易,中国有2.99-8.85%碳排放是为欧盟消费而排放的,而从欧盟进口所承载的碳排放只占0.17-0.73%。产生巨大的碳排放转移的原因除了中欧贸易不平衡外,还有贸易结构和能源强度的差异,因此,中国为欧盟各国减排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欧盟应为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

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研究

基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地区间投入产出表,从区域间产业转移和贸易的角度,对京津冀地区间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隐含的碳排放转移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量呈上升趋势,且天津与河北在制造业上的相对优势导致其单位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强度要远高于北京单位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强度。北京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天津碳排放转移的50%以上由间接贸易贡献,天津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北京的碳排放转移则多由直接贸易贡献。

区域间贸易是否引致区域间碳排放转移?——基于2002—2012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商品与服务的跨区域流动承载着商品生产与服务提供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的跨区域流入与流出,在现有的中国区域间分工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部分区域可能通过区域间贸易将碳排放量转移至其他区域,不利于中国整体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区域间隐含碳排放转移的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测算了2002—2012年中国八大区域间贸易引致的碳排放转移量,以及区域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的空间特征和产业特征,结果表明:(1)各区域内贸引致的碳排放转入对其碳排放总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出口,故区域间贸易隐含碳排放已成为各区域节能减排不可忽视的重要矛盾;(2)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区域、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为主要的净贸易隐含碳排放转出区域,且转出趋势有所增强,上述区域通过贸易将碳排放转移至东北、中部、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区域;(3)西南区域自2007年起由贸易隐含碳排放净转入区域变为净转出区域,其中3/4以上转移至西北区域;(4)欠发达区域的净贸易隐含碳排放转入主要集中于资源密集型产业,而经济发达区域的净贸易隐含碳排放转入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制造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协调区域碳减排协作机制,降低经济欠发达区域贸易隐含碳排放转入的建议。

欧洲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简介

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简称PRTR制度),是发达国家为了对化学污染物质进行更严格的管理而实行的一种管理制度。该制度起源于1984年,最早实行的是荷兰,其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实施了PRTR制度。本文着重介绍了欧盟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的发展历史,并就EPER和E-PRTR进行了简单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