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限制的反思与重构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问题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股权转让相关主体的利益配置非常复杂。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未能充分考虑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配置不清晰导致股权转让受限的合理性遭受质疑,“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并存的双重限制模式存在内在逻辑不顺畅的问题,公司章程自治的合法边界也并不明朗。从利益衡量的视角出发,应当明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受限制度的核心价值,探讨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的制度设计意图和不足,采用仅设同意权模式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限制规则,确定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合法边界,设定股权转让的基本标准,并结合平衡利益配置对公司章程股权转让规定的效力做出具体的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限制问题研究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股权转让限制问题规定在第七十一条,表述为“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一原则性规定,赋予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于股权转让的自治权,然而由于此款表述过于原则化,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与适用。明确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反悔权”的适用以及股权转让限制范围确有必要。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限制的自治边界及司法适用

我国2005年《公司法》解决了股权转让中的许多问题,但仍有一些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并在实践中迫切需要寻求解决方案。对此,从法解释及比较研究的角度,可为一些问题提供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其中最为棘手的股权转让限制问题仍无从解决。通过对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章程性质的分析,可以确定,股权转让限制确实存在法律依据,但其自治边界应依资合公司股权转让自由的本质属性而受到一定限制。若公司章程彻底剥夺了股权转让自由权,则应基于股权转让自由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给予股东以合理对价退出公司的救济权。

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股权转让限制的效力

公司章程中股权转让限制不能以《公司法》第72条前3款的内容作为效力判断的标准,而应当采纳"合理性"标准,即股权转让限制是合理的,则有效;若明显的不合理,则无效。但是,合理与否须根据个案中每个公司的不同情况作出判断,而非一个一成不变的格式。绝对禁止股权转让是不允许的,绝对的股权自由流通则是可以的。不能为了追求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而置股权的流动性于不顾,而应当在二者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

论中国技术转让限制案中的违反国民待遇申诉

在美国诉中国技术转让限制案中,美国认为中国的多项措施违反《TRIPS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DSB既有案件对国民待遇认定中法律上的歧视和事实上的歧视已经确立了明确的判断标准,中国在应诉中宜根据各项涉诉措施的不同情况分别主张不构成法律上的歧视或在事实上没有对第三方WTO成员的国民施加附加障碍、剥夺其有效的机会平等权利。此外,尽管适用面狭窄,中国仍可以援引(TRIPS协定》第73条安全例外使与国防安全、核能有关的技术转让合同管理措施获得正当性等。中国未来宜适时修改涉诉条款,协调《合同法》与《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之间的适用关系,逐步消除涉外与非涉外技术转让合同管理上的差别待遇。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限制的理论基础

股东将其财产投资于有限责任公司后,股东既不能直接支配该财产也不能以退股的方式要求公司返还该财产。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受到限制的理论基础在于其能够维护公司人合性、平衡转让股东与剩余股东利益以及实现意思自治。

区分原则在公共管制领域的适用——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转让限制条款为例

《物权法》第15条规定的区分原则在公共管制领域也有适用空间,法发〔2009〕40号第16条已经阐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认识。从具体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转让限制条款时,已经主动适用了区分原则。区分原则为转让限制条款提供了目的解释的空间,使对私法自治的干预更加符合比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公共管制领域的转让限制条例,法院应主动运用区分原则,判断该条款的规制对象是仅限于权利变动,还是囊括了权利变动和合同行为。

论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转让限制与股权激励

让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并对其股份的转让进行一定的限制,是为了绑定管理层与公司的利益,降低代理成本,激励公司管理层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同时防止内线交易,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更好地贯彻《公司法》的规定使激励效应最大化,应当区分不同行业相机选择激励机制,增大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率,并严格其诚信义务,完善公司治理环境。

我国股权转让限制模式的立法溯源与偏差校正——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6-22条

在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上,我国《公司法》采用同意规则与优先购买规则并存的双重限制模式,由此产生的立法缺失及司法难题不仅造成理论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更增加了商业实践纠纷的发生率。从比较法视角切入研究发现,双重限制模式是上世纪90年代《公司法》起草过程中受法律移植影响的产物,既引入法、日两国法上的内设优先购买权,又吸纳我国台湾单列优先购买权的"立法例",其本质上两个优先购买权的一体共存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今后立法校正时,应改双重限制模式为单一限制模式,一方面删除《公司法》第71条第3款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6—22条关于单列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另一方面对《公司法》第71条第2款关于同意规则及其内设优先购买权进行修补完善。

股权转让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问题研究——以指导案例96号为切入点

2018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96号,试图解决公司借助我国《公司法》第71条第4款的授权而设置的股权转让限制措施的合法性问题。这一尝试并不成功。指导案例96号揉杂使用多项判决理由,无法向相似案件提供清晰的适用规则,其所采用的章程效力类型化做法,不仅与通常司法实践相悖,还在法理上存在重大缺陷。指导案例96号简单运用人合性法理造成司法过度包容,不仅加剧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紧张关系,而且可能伤害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对于股权转让限制措施进行合法性审查,应当旨在实现平衡有限公司的人合性与资合性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以假借维护人合性之名行权利滥用之实。针对股权转让限制措施所展开的合法性审查,应当放弃合同性关系论证,一方面承认后续章程修改对反对股东的拘束力,另一方面避免简单认可限制措施对赞成股东的效力;应当通过引入合理性标准,从公司人合性之有无、是否需要限制措施、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比例性三个角度全面考量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应当将对股权转让自由的优先保护作为一项决疑规则。

章程股权转让限制的比例原则审查

我国《公司法》对有限公司章程进行股权转让限制做出了授权性规定,但是却没有明确其合法性范围,实践中存在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修改章程,侵害股权自由转让权利的现象。实务界对于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分析存在滥用人合性、分类不合理等问题,理论界虽然提出了多种学说,但是却仍存在正当性不足、分类标准模糊和可操作性差等问题。比例原则审查由其四个子原则构成,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可操作性,能够充分保证限制措施与人合性保护目的之间的均衡。适用比例原则进行审查符合该原则的本质特征,具有可行性。比例原则能够从手段与目的关联性、限制强势主体滥用权利的角度,对其合法性展开审查。

发起人股份转让限制研究

对发起人的股份转让限制包括法定限制、章程限制、单方面承诺限制三种主要的限制方式。《公司法》第138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现实中存在着公司章程限制发起人股份转让的情形,司法应该如何认定存在争议。本文从三个角度讨论发起人股份转让的问题,认为公司章程限制发起人股份转让。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限制股份转让合理性探讨

基于非此即彼的理论预设,我国公司法在立法过程中片面强调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分,并且将其机械对应于英美法存在于理论分类中的封闭公司和公众公司,导致了实然的公司法与应然公司法律关系的脱节,以立法者的主观判断取代了商事活动者的判断,不仅背离了现代公司法的发展趋势,同时也限制了人们对商事组织形式选择的范围。因此,本文建议未来公司法修改中增加"允许章程限制股份转让"的条款为必然选择,同时应做好相关配套规则的制定。

限制股权转让背景下股东擅自转让股权合同的效力问题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与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较大区别,为了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公司法的规定体现出对其自由意志的极大尊重,除了保证股东对转让股权具有优先购买权,还赋予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的权力,公司制度发展至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纠纷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或全体股东的投资协议中设置了严格的股权转让条件后,股东违反章程或协议继续转让股权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当前公司法背景下,如何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与外部股权受让人签订合同效力就变得格外重要,内部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与外部股权受让人利益之间产生的矛盾,如何化解也成为难题。在限制股权转让的背景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于案涉的法律关系主体不同,除了公司法的规定,还需结合民法典对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共同进行分析,在不存在明显违法事由的前提下,该股权的转让协议依法应当认定有效,在内部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与外部股权受让人的利益保护之间,应当作出优先选择,在同等条件下支持内部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外部股权受让人可依据合法有效的协议追究转让股东的法律责任,确保自己利益不受侵害。

论抵押物转让的限制与自由——兼评《物权法》第191条

抵押物转让是指抵押人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而将抵押物的所有权让与给第三人的行为,是抵押人在法律上对抵押物进行处分。抵押物转让制度应在抵押权人、抵押人与第三人之间谋求利益平衡,既保证债的安全又充分发挥物的经济作用。从立法上看,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所规定的抵押物转让制度,大多是在确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的基础上设计相关配套制度。我国抵押物转让制度经历了《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及《物权法》的历史沿革。《物权法》第191条在抵押物转让的限制与自由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比如应将动产抵押物排除在该条的适用范围之外,同时应确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限制的利益衡量与制度完善

当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限制问题在学理和实践应用中都存在诸多争议点,其核心原因在于股权转让涉及的利益主体呈现多元态势,其间的利益配置与衡量非常复杂。当前的股权转让限制条款,并未对相关利益冲突做出充分回应,利益配置的不清晰导致"同意权"、"优先购买权"与"反悔权"的内在逻辑不顺畅,通过公司章程予以介入和改造的边界也不明朗。本文从利益衡量的视角出发,厘清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核心价值与功能,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探讨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的制度设计,明确反悔权的利益权衡机制,防止股权转让限制制度异化为过度偏袒公司内部股东,而忽略转让股东和外部第三人利益。我们可以通过改造同意权加优先购买权的双重限制结构,转向同意权加他人购买模式或者单纯的优先购买权模式来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平衡转让股东、其他股东和外部第三人之间的利益。此外,我们还应当更细致区分公司章程规定股权转让限制条款的不同类型,结合条款性质和股东意愿综合判断其效力。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许可与限制

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于其自身带着天然的公有制烙印,因此难以表现为完全意义上的民法财产权。这就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自由转让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其结果是在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又对其转让加以限制。

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各种新型的商业规则与模式不断地涌现出来,成为了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公司法》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在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方面而言,仍旧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很容易导致了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一些重大问题,基于这个现状,笔者对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提出完善建议。

公司章程约定股权转让限制条款的效力审查

【裁判要旨】外商投资企业股东以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需经董事会董事一致同意,且不得侵害股东的出售跟随权为由不同意其他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法院应审查公司章程的约定是否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相冲突。如公司章程的约定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相悖,则应适用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有限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效力认定——以章程类型化区分为视角

2005年我国《公司法》修改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允许公司通过章程对股权转让另行规定,但由于立法对章程自治的边界没有进行明确和统一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争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96号指导案例,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公司通过章程设置股权转让规定的合法性认定问题。该指导案例的具体处理结果以及理论指导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在判决中将章程割裂为初始章程和后续修正章程,将章程效力类型化的做法,却与通常的司法实践相悖,并且存在一定的法理缺陷。另外,在对章程限制股权的效力认定中,过于强调公司人合性的保护,而忽视个别股东权益保护,这不但违背了公司立法的初衷,也极易造成公司股东之间人合性的实质损害。基于此,文章将以96号指导案例作为切入点,对公司章程的类型化区分合理性展开讨论,重点对公司初始章程以及修正章程的性质以及其对公司股权转让限制的效力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争议问题进行探究,认为对于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效力判断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必须兼顾合法性与合理性、正当性的审查,同时坚持个案判断的原则,注重程序和实质双方面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