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轮王到顶轮王——佛教轮王思想盛行的政治因素剖析

佛教中的轮王思想源远流长,影响很大。小乘佛教中的转轮王被塑造成护持佛教的世间统治者,突出其政治性的一面;大乘佛教中,转轮王变成佛法践行者,最终成为佛教神祇,强调其宗教性;密教中的顶轮王则既是统治者,又是佛教神灵,融合了政治性和宗教性。这三个阶段呈现出正、反、合的逻辑演进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政教关系的不断调整,反映出佛教的政治理想和理想政治。轮王思想的传播客观上为佛教的发展赢得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而统治者也利用其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武则天利用轮王思想为称帝制造舆论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论17世纪蒙古编年史所谓转轮王的概念

转轮王的概念是随着黄教的传入而逐渐为 1 7世纪蒙古史家所接受的古印度的政治历史概念。1 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作者们依据俺答汗拥有的转轮王的尊号 ,借鉴元代成吉思汗、忽必烈曾被说成转轮王的先例把他们加以神化 。

皇权·预兆·庇护——东亚佛教理想皇权“转轮王”图像的演变研究

近年来关于"转轮王"思想研究日渐成为文史研究者的焦点,其独特的宗教性与政治性结合体身份,以及与武则天统治的关系都引发争议。目前学者们多从其佛经与文史资料方面研究,唯独对其图像学研究较为忽略。且目前研究成果仅局限在古代中国,而"转轮王"流传于整个东亚,只有放置在东亚文明圈视野下才能洞察其完全本源。因此本文在东亚文明交流视野下,针对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转轮王"图像、北魏以后传入中国的转轮王图像、随密教传入日本的"金轮圣王"图像做对比分析,归纳出转轮王从起源开始至东渡日本的三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特征,深究其蕴含的演变深意,并就其如何从世俗统治者转变至佛教最高神祇作出分析与佐证。

夏鲁寺般若佛母殿《文殊根本续》壁画与转轮王观念关系考

文章以元代夏鲁寺壁画中地位较为独特的般若佛母殿《文殊根本续》壁画为例,通过图像辨识与文本比对分析,揭示其中所隐含的转轮王观念与元朝皇室因素,并对这一举动背后的政治动因进行阐释和挖掘,同时亦从该壁画仪轨文献中找出与元代八思巴转轮王观念有关的仪仗和仪式部分,试图对其文本根据与思想来源作一推测。希冀本文对于研究元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治关系以及夏鲁寺壁画图像学的学者有所助益。

北魏灵太后“转轮王”与“佛”形象的建构

北魏孝明帝时,灵太后胡氏为当朝的实际执政者。灵太后在临朝称制后,便开始遵照佛经记载的转轮王模式推行一系列护法措施,亦即通过运用外来的转轮王观念,加强其权位的正当性。但除了"佛教转轮王"的形象外,灵太后还似建构有"佛"之面貌,不仅利用佛教符谶来暗示天下,自己以女身成佛,还与孝明帝并称"二帝"或"二圣",同时在石窟中设计"二佛并立"的特殊布局。此外,灵太后还欲通过《华严论》的修撰,来具体阐释"转轮王即佛"的观念,并通过《华严经》的弘广,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神圣且合法化的支持。虽然从现有资料来看,灵太后并未公开宣称自己是"转轮王"或"佛",但她推广佛教的一些措施,以佛教信仰教化天下的作为,都表明了她所努力的方向。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这位颇具女权意识的实际君主,正是运用了佛教王权的相关理论,来告知天下她所具有的最高政治权力与地位。

《十王经》版本流传中转轮王形象转换的历史语境

敦煌所出土的五种十王经有关五道转轮王的图式的相对一致性,体现出国家信仰对十王信仰的干预,这种干预源自国家的宗教政策与国家宗教的复合性质。五代至宋初十王图在敦煌遗书中形象形成,主要依托隋唐以来民间地狱观念的完善。转轮王在南宋宁波佛画陆信忠《十王图》、容庚与郑振铎所藏明本《阎罗王经》、明景泰窦福玉刻本的《佛说出相地狱还报经》的构图变化,体现了转轮王形象变异背后的历史语境差异。

摩羯鱼石刻与武则天的转轮王政教思想关系研究

20世纪70年代,洛阳考古工作者在隋唐东都天堂遗址中,清理出了一件雕饰瑰异的摩羯鱼石刻艺术作品。它与武则天的转轮王政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反映了武周时期封建女皇武则天通过转轮王信仰的宣传,日益推动其"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佛教在东都被大力推崇,摩羯鱼形象频频出现在时人的生活用具上,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转轮王的七宝——论七政宝图像的多元功能及角色构筑

七政宝是转轮王的七种随身宝物,从最早的小乘佛教经典到代表金刚乘最高密法的无上瑜伽密续,七政宝的身影贯穿始终,其原动力正是佛教哲学思想、佛典结构、神灵体系的扩充和演进。佛教经典中与七政宝相关的文本可大致分为六个体系:阿含经、顶生王本生经、佛传、弥勒下生经、《华严经》及《法华经》等早期大乘经典、密教经典,视觉艺术材料与文本情况基本一致。在多元佛教语境中,以转轮王作为串联主线,能够清晰看到佛教思想不同发展阶段对转轮王和七政宝的角色构筑,以及七政宝图像本身的演变历史和宗教内涵。

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为世俗界的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而佛教王权观的核心内容是转轮王(Cakravartin),考察隋代到唐前期的历史可以发现,转轮王观念始终是僧俗理解世俗王权的主要理论。将君主描述为转轮王的传统,贯穿整个隋唐时期,而君主也顺应潮流,在中土本有的"天子"意涵之外,又给君主加上了佛教"转轮王"的内容,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双重天命"的政治论述。

从“海内汗”到转轮王——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的元朝皇帝称衔考释

立于1361年的汉文-回鹘文合璧《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是研究元代党项人活动的一份珍贵史料,其中的回鹘文部分出现了一个有关元朝皇帝的称衔用语:talayning rkligi qaγan qan,其确切的含义和出现的背景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联系此类衔名在蒙古-回鹘文献中的出现实例,探讨了上述称衔在当时的确切含义及其产生与流行的历史背景。

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佛教传说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影响

佛教经典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文治教化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据佛教经典,转轮圣王"七宝具足",有五种功德,而且能以"十善道化天下"。作为转轮圣王的阿育王是铁轮王,统南赡部洲,其分舍利,起宝塔之行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隋朝初立,面对汉代以来的价值褪色,许多古老思想无法再赢得人们的同情,更无法完全为隋代的政权建设服务。隋文帝仿效阿育王在一百余州三次安入舍利起塔,以此来获得君临天下的正当性、合法性。

略论龙门石窟新发现的阿育王造像

龙门石窟西山中段唐字洞的西壁，有盛唐晚期洛都景福寺比丘尼净命镌刊的一铺阿育王造像，这在龙门魏唐造像题材中是仅见的一例。本文作者通过考古调查及文献寻索，指出龙门石窟这一题材罕见的造像实例与盛唐时代武则天推行的转轮王政教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

湾漳墓墓主考

湾漳墓墓主身份长期成谜,以往学界经过排除之后,确定墓主是高洋、高演、高湛三人之一,但无定论,亦无明确证据将这三人之一与湾漳墓联系起来。本文首先指出前人对高澄葬地判断的失误,并就湾漳墓并非高澄峻成陵提出新证据;接着明确建立起高洋与湾漳墓之间的联系:高洋为了增强自己接受孝静帝禅让的合法性,方便管理国内僧尼,且出于虔信佛教之故,于天保元年(550)模仿释迦牟尼前世儒童故事,视昭玄大统法上为佛,行“布发掩泥”之事,从而使自己合法获得转轮王的名号,拥有了比拟佛陀的地位。湾漳墓墓室中独有的须弥座石棺床,很可能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最后考察了高澄、高演、高湛的崇佛行为,排除高澄、高演是湾漳墓墓主的可能性,而记载高湛“布发掩泥”的晚期文本虽不可信,但在转轮王叙事贯穿整个北齐的情况下,似不宜轻易否定其是湾漳墓墓主的可能性。不过可以确定,此墓是一个佛教转轮王墓。

辽塔密教图像义蕴考——兼及对图像配置的探讨

本文以辽塔遗存上的密教图像为研究对象,揭示出随着辽代密教的发展,八塔信仰与密教金刚界曼荼罗相结合,将代表佛祖胜迹的八塔以五方佛的观念集合到一塔之上,形成了对八大灵塔图像的最新诠释,而八塔信仰又对辽代佛塔形制、经幢以及墓葬形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辽人能够吸收接受汉地七佛信仰相关经典的翻译,并以视觉化的大日如来图像形式呈现转轮王的形象,从而与追求纯密且揉合了华严信仰的辽代密教结合发展出七佛造像的新形式。通过对上述图像和信仰的解读,从中可见辽代密教对辽塔图像义蕴和配置的影响。

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史的知识社会学初步考察:一种民族学视角的社会理论反思

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重新将清朝官修史学的民族多样性缩减成为以儒学为核心的史统,后来的中外学者或者从儒学与皇权之关系、或者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意识形态史。这样一种眼光将元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多元性转变成了国家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并进一步在中西关系的知识格局中来审视今日中国,而没有看到,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兼具宗教与知识性格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意识形态史之转型的意义。本文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学者的儒教中国论、佛王治世说和元代的知识格局变迁,认为从凉州会盟以后,藏传佛教体系进入中国,中国的意识形态史从儒学中心的结构时代进入了多元意识形态关系史的时代,这一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或将对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研究有所裨益。

迦腻色迦的遗产——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记忆及影响

贵霜君主迦腻色迦(Kanishka I)在佛教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关他的形象和事迹,也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中古汉文佛教文献里,迦腻色迦屡屡被描述为佛教的理想君主转轮王,但是又常常以一个军事征服者的形象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叙事,却和保存下来的贵霜时代迦腻色迦的图像材料相契合;在汉文史料中,迦腻色迦作为佛教转轮王的福力,让其具备超自然的神通。其双肩出火的形象——尽管有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等不同思想来源的解释——在佛教知识分子比如玄奘的认识里,是其作为佛教转轮王而享有的福力所致;迦腻色迦修建的雀离浮图(Cakri Stupa)或者说轮王之塔,一方面是其树立自己佛教君主形象的纪念碑,另一方面也传入中土并留下了自己的影响。中国中古时期有关迦腻色迦的历史记忆,是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重要地位的明证。

文殊与皇权——文殊菩萨本土化的模式之一

文殊菩萨本土化的模式多种多样,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模式就是西藏高僧将清朝皇帝称为“文殊师利大皇帝”、“曼殊师利大皇帝”、“文殊皇帝”,将文殊菩萨信仰与皇权结合起来.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藏传佛教文殊信仰各种内涵的最终汇集.

佛光下的朝廷:中古政治史的宗教面

中古时代,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也对当时中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光照耀之下,中古政治史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相,而这些面相,是我们理解中古时代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内在逻辑的基础。佛教对中古政治的参与,并非仅仅是特定政治人物、集团与特定僧人、寺院的互相利用,而有其自身信仰的逻辑--其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理念,乃至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述,都植根于自身的知识和思想之中。佛教将政治秩序置于一个神圣而又和谐的参照系之内,把神圣的宇宙秩序扩展到人的领域,从而赋予统治者一种类似必然性、确定性和永久性的东西。中古政治的起伏、逻辑和理念,需要回到中古去理解,回到宗教光芒笼罩下的人心去理解。

应县木塔所藏《入法界品》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本文通过分析山西应县木塔所藏的辽代刻经《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宗教内涵,探讨华严思想与木塔的塑像、布局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将这一木塔放入辽朝的社会大背景之中,揭示出辽道宗利用华严宗的思想资源将自己神化为转轮圣王,以"佛"或"菩萨"的面貌统治天下。华严宗不仅是辽代学术和信仰的中心,也扮演着神化皇权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