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轴心文明”及其突破

基于“轴心期”概念的批评性反思,本文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而不是所谓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礼乐文明,确乎代表了自尧、舜以来某种积古流传之价值体系的制度性显化。西周解体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多重突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汉武帝时代,方始重置了时代思想与西周“轴心文明”的相互关系。经过“后轴心时代”思想与制度之多重突破,儒学终究凸现为古代社会公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轴心文明”价值的坚守者与看护者,也因此而成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与批判者。正是在儒学展开其自身的历史绵延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遂得以清晰显现,并为其筑就了独特的“价值屏障”。

杜维明“新轴心文明”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困境

杜维明"新轴心文明"理念通过对启蒙的反思和多元现代性论域的开拓,揭示出了"新轴心时代"文明的发展特点;从文明对话、启蒙反思、儒家人文精神弘扬入手,强调"新轴心文明"的历史意义。但该理念关于普世价值的建构、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文明对话可行性等阐述带有盲目的乐观性,结合现实多元文明互相冲突的困境,杜氏理论还有失偏颇。

从轴心时代到新轴心文明

近年来以塞谬尔.享廷顿和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鼓吹“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实际上,随着东方民族的经济崛起,东方文明必然获得重建与复兴,各种文明之间应该是对话与融合多于冲突。本文试图借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说”和杜维明的“新轴心文明论”来破斥这种谬论。

轴心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多重意蕴

近四十年来,齐鲁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齐鲁文化究竟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相加的集合概念,还是自身统一的非集合概念?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明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齐鲁文化有四重意义:其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西周到秦统一这一时期齐国与鲁国的文化;其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主要指秦汉到魏晋流行的齐学与鲁学;其三,行政区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文化;其四,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始于轴心时代,以德为先,以修、齐、治、平为目的,主张礼法并治的治理体系与生活方式。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曾长期充当中国文化主体角色,且对东亚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齐鲁文化既是集合概念,又是非集合概念,立足于山东是集合概念,自身作为一个整体的齐鲁文化是非集合概念。齐鲁文化的四层意涵既相对独立,又交叉重合。齐鲁文化作为轴心文明的时代产物是中华文化发展永世不竭的源头活水,有着超越时空、跨越族界与国度的普遍意义与永恒价值。

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

对话是建立在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与相互学习的基础之上的,能够欣赏"他者"的价值,才会兴发互相参照的意愿,由此才能形成真正的对话状态。从容忍到承认、尊重、参照和学习是认知的过程,也是感情认同的过程,本着这样的信念,杜维明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一系列丰富的对话活动,力图将儒家思想作为对话文明的典范来展示,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未来的儒学发展,必须要超越所谓"古今中西"之争,以开启传统与现代、科学与宗教、中国与西方,乃至族群、性别、语言、代际、阶层、国家、区域和信仰之间的对话之门。

比较法学与轴心文明——兼评帕特里克·格伦《世界法律传统》

近年来国际范围内的比较法学研究,开始尝试在传统的"法系"范式之外,以"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作为新的研究概念与范畴,但是究其实质,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并未形成比较法学研究的范式突破,同时还存在缺乏历史性的维度和全球化的视野之问题。在这个去西方中心主义和全球文明转型的时代,应当将轴心文明的概念和思想嵌入比较法学,形成比较法研究的新视野,中国的法律文明可以同其他轴心文明一道,参与到建构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

西方轴心文明、中华文明与生态文明

在2500年前的轴心文明时代欧亚大陆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大批原创性思想家。中华文明此时也有突破。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但最核心的影响则是儒家学说。西方文化强调公正,儒家思想强调和谐;强调公正会导致批判和改革,而强调和谐则呼吁接纳和协同;公正的要求倾向于打破共同体,和谐的诉求则倾向于强化共同体。因此,儒家文化社会比西方文化社会更加稳定。轴心文明时代形成的西方文明传统最终导致工业文明,科技统治世界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应当建设以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首要基础是中国文明。而若西方也选择生态文明并与中国生态文明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最理想的选择。

文明轴心时期中西方对“教育”的理解及其现代启示

中西方在文明轴心时期对"教育"的理解有较大差异:中国的先哲试图从超验的"天道"出发,阐发教育的要旨即修"人道";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则从绝对的理性出发引申出教育的内涵是通过思辨求得对理性的认识。这种区别为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发展埋下伏笔。反思文明轴心时期的教育观念,可以使人们走向更高的文化自觉和观念宽容、对教育发展的更加理性的把握。

“后轴心时代”中西文明历史化路径比较及共生可能性分析

"轴心时代"中西文明的发生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缘环境相关,也因各自自然地缘特征而形成相应的超越取向相关;经比较分析可认为西方文明的超越取向是外在的,而中国文明的超越取向是内在的,以"外在超越"为其特征的西方文明历史化路径遵循"创生-化生"逻辑,并以追求"排他式共生"为最终目的,而以"内在超越"为其特征的中国文明之历史化路径则遵循"化生-创生"逻辑,其共生理想是包容性的。两相比较,可认为由传统地缘政治学逻辑所支配的西方文明"排他式共生"实质上是对不同文明交往之道的偏离,而以"包容式共生"为其特征的中国文明因其"地缘文明学"取向而倡导"共生主体性",其历史化进程之继续展开也终将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合作共生。

世界文明转型与中华文明复兴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类思想意识的提高,中国精神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因素,将成为未来普世文明中精神信仰的增长点。虽然作为非理性的信仰,宗教还会长期存在,但历史将会证明,在信仰领域,宗教的或非理性的信仰会越来越弱,而人文的或理性的信仰却会越来越强,最终成为第二个轴心文明的主流。那么我们可以预言,以人文信仰见长并具有丰厚相关资源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开启第二个轴心时代。

比较文明论四大形态与“东方-西方”的消解整合

从西方的东方学与东方学思想史的角度看,现代欧美的比较文明论可分为四大形态,包括汤因比的多元文明论、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文明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化论。对此加以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他们都要面对如何界定"东方文明"、如何处理"东方"这一概念、如何看待"东方-西方"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虽然立场不同、主张各异,但共同取向都是奉持多元文明观,解构"东方-西方"二元观,逐渐否定和消解"东方"这一概念而以"非西方"代之,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世界文明的格局与走向做出预断。

元宇宙与4E认知专题前言

专题研究背景:元宇宙来了!人类自轴心文明以来,几千年来,实际上并没有创造新的文明。无论是过去的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还是现在的信息文明,人类的精神世界依然处在轴心时代那些圣人(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先知等)所创造的思想范畴,譬如通过人与神的关系来界定人与人的关系,以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但是,随着神的信仰维度日渐式微,人的自由意志逐渐显现出来,人失去了以“神”为标准的价值尺度,精神世界日益荒芜,如今人类社会所遇到的诸多现实危机本质上是精神危机,因此,人类呼唤一种新文明的诞生!

“我们”,如何在一起?

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是什么?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这一问题的哲学辩证要求调整关于文明的理念与态度,由"轴心文明"走向"对话文明",回到"我们"的第一人称复数,回到人类文明史的简洁智慧,回到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苏格拉底之死、上帝之怒—孔子周游、老子出关,中西文明的诞生史虽万种风情,却以悲剧和喜剧的不同体裁演绎着同一主题,这便是人类从伦理世界中分离和回归的悲怆情愫。"上帝死了—尼采疯了"、"打倒孔家店",现代文明的"青春期危机"反绎了同样的文化密码,只是问题式由"我们如何在一起"的终极追问,演进为"我们能否在一起""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的终极怀疑。走出危机,有待哲学地反思:"‘我’,如何成为‘我们’?""‘我们’的世界缺什么?"。"我们在一起"的和而不同,需要两大哲学条件,一是伦理,二是"精神",它凝聚为一个口号和信念:"学会在一起"。

民族主义内涵嬗变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相伴而生,互为背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内涵不断变迁,但始终存在一个"同一性":中华民族的自立与富强。这一民族主义有效地支持了中国革命及现代化进程,但其内涵过于空洞,缺乏文化、思想底蕴。在新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价值、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共享的价值及文明对话过程中发现的全球价值,以坐实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意义建构和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理论前提和目标导向。这一语境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必然是现代的、开放的和面向未来的。而以这种民族主义为支撑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由水及道——中国上古哲学观念的反思

"水"是中国上古哲学观念的原型。在中国哲学观念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水"一直有深刻的影响。三种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即神话思维、意象思维与意念思维,正好对应中国上古哲学观念的三个发展阶段或三个不同层次——观念史的结构不仅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这三个阶段在观念表达方式、哲学基本观念、追问的哲学问题,乃至宇宙观以及呈现出来的世界图式皆不相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受"水"这一根本原型所制约与规定。《太一生水》篇更是以极其隐晦的方式,透露了上古观念变迁的秘密。"由水及道",正可作为一个凝练的上古哲学观念史。

从宗教时代到科学时代再到美学时代:新“轴心时代”的演进与形成

一在当代世界,最为令人瞩目的无疑是美学在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中的从自身学科的“溢出”,也当然是因为“美学热”与“热美学”的“溢出”。在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之中,美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且正在成为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中的主导价值、引导价值的引领者。《全球通史》一书曾经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什么“塑造了世界历史”?

由周公到孔子:外在的约束到自身的觉醒——论德在先秦时期的转变

"德"字在甲骨文中和金文中的写法是有异的,这种区别自周代早期即已出现,之后涵义又有许多变化。"德"字的演变恰好体现了先秦时期统治者政治思想向思想家人文思想的转变:周代统治阶层推行"德"治,与殷人所崇尚的"天"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开始丰富"德"字涵义,讲求个人修身反省,并开始在普通百姓间推行,它不仅推动了后代"德"的大小传统的融合,并且在世界轴心文明中一枝独秀。

“中西会通视域下的儒家超越性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家不仅是一套伦理学说,更有天人之际的终极关切,具有安身立命的功效,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是,儒家的超越思想具有怎样的内涵与形态?与其他轴心文明的超越思想有何不同?牟宗三等提出的内在超越说是否足以概括儒家超越思想的特色?今天的儒家应该如何重建其终极关怀?这些问题近来逐渐成为讨论热点。许多学者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内在超越说提出批评商榷,有的学者认为原始儒家的超越是一种神圣外在性超越.

儒、墨、道、法——“四大家族”的文化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而其核心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主要思想流派,是人类＂轴心文明＂的重要构成。其中儒、墨、道、法＂四大家族＂按照价值排列,其顺序应当是道、儒、墨、法。道家哲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峰,道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根。

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中华文明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内在于中华文明这一原生轴心文明的赓续发展逻辑,蕴含中华文明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崇尚和合、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和精神追求,在“大同”社会理想、群体本位价值观、辩证思维智慧以及“兼济天下”情怀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