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轻刑化研究

近些年有不少环境犯罪案件存在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从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分析轻刑化趋势中出现的困境来源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定位错误和过度强调刑罚预防功能。环境犯罪轻刑化趋势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以提高环境法治效果为目标,环境刑事司法中应当明确环境法益、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加法律解释检视程序、重视环境犯罪酌定量刑情节等。

纯正行政犯轻刑化初论

风险社会的不期而至,使得刑事立法步入活性化时代,尤以行政犯的扩张为显性标志。立足于我国违法犯罪二元治理体系,相当的犯罪化是我国应对社会风险的积极选择;着眼于世界刑罚轻缓化改革趋势,相当的轻刑化是我国刑罚现代化改革的应有之义。经由“行政犯—刑事犯”的类型再区分与“犯罪化—轻刑化”的耦合得出“纯正行政犯轻刑化”这一命题。在依据证成上,纯正行政犯具有自身的轻刑逻辑与现实基础,纯正行政犯轻刑化根本上是由其犯罪本质所决定,其扩张态势、刑罚结构性缺陷以及较强的社会感刑力是其轻刑化的现实基础。在路径构建上,不仅要完善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制度供给,而且要强化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司法适用,还应推动纯正行政犯刑罚执行的社会化。

刑罚轻刑化下司法资源配置的优化路径

在“宽严相济”和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刑罚轻刑化趋势明显,这对司法资源的配置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现行司法资源配置存在不合理、不均衡现象,导致了审判程序运行效率低下、司法资源浪费。刑罚轻刑化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优化刑事司法资源配置对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旨在分析当下司法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探讨建立完善的配置制度,提出有效的优化路径,以期实现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的良性互动,从而充分发挥刑罚轻刑化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司法公正方面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刑罚轻刑化发展趋势

文章从人权保护和刑罚的预防功能来探讨刑罚轻刑化的价值 ,并就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 ,刑罚轻刑化在我国可以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作了论述 ,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 。

论经济犯罪的轻刑化

轻刑化是刑罚发展的总趋势。在这一趋势指引下,刑罚的设置和适用表现出比以前相对较轻的发展势态。本文以经济犯罪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犯罪重刑化的表现和危害,分析了经济犯罪轻刑化依据,并对经济犯罪轻刑化的途径作了初步探索。

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理由认知:一个反思的视角

财产型犯罪轻刑化,是"人是目的"这一道德伦理在刑罚观中的体现。学界支持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理由大致有五个:"财产平等保护论"、"刑罚现代化要求论"、"人权保障论"、"国际趋势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论"。然而,这几种理由均忽视了财产刑法保护与宪法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导致认知偏差。财产型犯罪轻刑化正是生命价值与财产价值综合权衡的结果,是刑法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对宪法经济制度的理性回归。检讨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意义在于消除刑法现代化与宪法规则之间的诸多误解,以揭示宪法语境下财产权刑法保护的认知模式。

受虐妇女报复性犯罪轻刑化处罚之根据

家庭暴力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小暴不止会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暴",当受虐妇女忍无可忍,而又寻求不到有效公立救济时,会走上以暴制暴报复性犯罪的不归路。受虐妇女杀夫、伤夫案中,受虐妇女本属于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她们从原来的受害人被迫成为被告人,而成为被害人的原侵害人自身具有严重的过错,严惩这样社会危害性小、几乎没有人身危险性的受虐妇女,对国家、社会、被害人及其子女都有害无益。

量刑功能的程序化：轻刑化的另一种思考

程序性规制的分流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有利于量刑个别化、法定化、科学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量刑裁量权形成规则化的制约。轻刑化一定意义上给量刑功能的程序化规制打开了空间,影响量刑的因素超越实体领域而大范围步入程序领域。程序规制量刑功能的实践回应既是传统刑罚理论突破的要求,也是刑事诉讼内在价值协调统一的结果。在程序规制维度上保障量刑权的规范运行,有利于转变视角,对已经出现的实践回应给予理论支撑,并带动程序自身的发展。

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规制之路——以完善检察权为切入点

司法实践中,对于职务犯罪立案数额门槛越来越高;从轻、减轻认定宽泛,缓免刑适用率过高;刑罚执行缺少必要监督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司法畸形现象降低了职务犯罪成本、削弱了预防效果、违反了社会公平,对反腐败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将立法严厉的法条逐步架空,导致各种变形的职务犯罪轻刑化样本。如何规制职务犯罪轻刑化成为摆在司法改革面前的重要课题。可以从轻刑化的现象、根源、规制入手,以检察权内在侦查权、监督权为路径,探讨化解轻刑化困境的制度体系建设。

轻刑化及其时代向度

轻刑化已成为刑罚演进的重要趋势,对轻刑化的研究还有进步的空间;轻刑化不同于轻罪化、非罪化,轻刑化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发展趋势;轻刑化应从非犯罪化、刑种的轻缓化、执行的轻缓化等层面展开;轻刑化是文明发展的共同态势;实现轻刑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注意到风险社会的现实背景;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要实现由概念思维向类型思维的转变,从刑事政策的轻缓化、特殊主体和特别行为的轻刑化等各方面加以实现。

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之犯罪化与轻刑化问题研究

在国际刑事法律公约的订立和各国刑事立法过程中,犯罪化和非犯罪化一直是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基本问题。腐败行为犯罪化的意义还在于,随着国际和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廉政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廉洁和不廉政行为范围更加扩大,那些原来属于职业道德规范规制的对象,随着人们对这些腐败行为的犯罪化的立法要求和呼声的高涨,这些行为便有可能上升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对象。而轻刑化是指对于犯罪的处罚倾向于用较轻的刑罚取代较重刑罚处罚的刑事政策措施,它表现为用较轻的刑种(如监禁或有期徒刑)取代较重的刑种(如死刑或无期徒刑),或者在同一刑种中用较轻的处罚(如3年以下轻的刑期)取代较重的处罚(如10年以上重的刑期),甚至包括本应用剥夺自由的刑罚取而代之用剥夺财产刑(如没收财产或罚金)和资格刑(如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措施惩治腐败犯罪。在国际上,轻刑化作为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趋势,正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犯罪化和轻刑化是两种的对立的刑事政策,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因此,对腐败犯罪行为的犯罪化与对该行为在处罚上的轻刑化并不矛盾,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

未成年人犯罪片面轻刑化之理性反思

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合理界限不明所导致的片面追求轻刑化,造成在理论上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不平衡,在实践上会对加害人与被害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应该明晰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合理界限,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体系,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完善社会矫正工作。

略论新刑法中的轻刑化问题

笔者在分析轻刑化与刑法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新刑法总则、分则的具体修改，对新刑法重刑化看法提出质疑，并大胆提出了新刑法存在轻刑化倾向的观点。

轻刑化简论

轻刑化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轻刑化思想源远流长,了解轻刑化的动因,掌握轻刑化的规律,领悟轻刑化的思想内涵,对于我国的轻刑化建设必定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轻刑化思想演进及轻刑化动因分析,旨在探讨我国刑法中的轻刑化建设。

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轻刑化量刑的思考

研究发现,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制约束缚、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容忍与冷漠以及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帮助的漏洞所致,而且,我国当前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定罪量刑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现状也颇引人担忧,因此,有必要从"受虐妇女综合征"、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期待可能性、社会危害性等理论及实践问题入手,对广泛关注的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量刑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从而提出对此类犯罪轻刑化的法理依据。

论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轻刑化

老年人犯罪及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未明确规定。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老年人犯罪人身危险性比较小,社会危害性一般不大,所以对他们的处罚要慎行。应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区分不同年龄段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80岁以上的老人不适用死刑,不适用财产刑,对老年人扩大缓刑适用等等。中国己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应从刑罚处罚的公平性、公正性以及老年犯罪人自身的生理、心理出发,全面检讨我国现行刑法在老年人犯罪责任规定上的缺位,完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老年人刑罚的轻刑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实证分析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的深入人心,刑罚轻缓化已成为世界潮流。近年来我国在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轻刑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渎职侵权犯罪行为应否纳入轻缓化的范畴也成为刑法学者与实务界人士热议的话题。通过对我国渎职侵权犯罪及其轻刑化的现状、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渎职侵权犯罪不应纳入轻刑化,进而提出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遏制对策。

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作为一种司法现象,备受社会关注,职务犯罪的轻刑化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与刑罚的惩罚与教育的功能相抵触,与公民的法律信仰相排斥。文章从职务犯罪轻刑化现状的实证分析入手,全面剖析轻刑化的原因,并系统的阐述抑制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法律对策。

渎职犯罪轻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甘肃省L市A区检察院为例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轻刑化现象较为普遍,究其原因,既有刑事立法中刑种过于单一的内部原因,也有刑事司法中社会认知度低、因果关系错综复杂、监督不力以及渎职犯罪的隐蔽性等方面的外部原因。对渎职犯罪轻刑化的防治措施也必须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着手:立法方面,应在刑法中对渎职罪增设罚金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种附加刑;司法方面,首先必须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次在渎职罪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应采用双层次的因果关系模式,再次应加大对法官在渎职犯罪中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最后应增强侦查机关的证据意识和证据收集能力。

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与轻刑化之博弈

刑事被害人保护与轻刑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极易产生冲突和矛盾,它们各自源于对犯罪本质与刑罚目的的不同认识而产生,在各自追求的正义目标上侧重点不同。但是,如果将恢复性司法作为理念引入并分化适用于不同刑事司法制度之中,是可以解决其冲突并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