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刑法观视角下轻罪制度的建构

我国刑法修订体现出了增设轻罪扩大调整范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刑法观,虽然批评不断,但无法否认积极刑法观在打击犯罪、保护法益、合理处罚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风险社会的现实背景与积极刑法观一同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契机。轻罪制度的建构须在本土语境下讨论,即以我国刑事政策为指导,结合当前刑事犯罪“双降双升”新特点,从标准确立和程序改进两方面推进。轻罪界定应以法定最高刑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为标准,并在不起诉范围、速裁程序、非监禁措施、轻罪附随影响等司法程序方面对轻罪制度加以完善。

论积极刑法观视角下轻罪制度的建构

本文主要从积极刑法观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轻罪制度的建构问题.首先,分析了积极刑法观的理论基础和核心要义;其次,探讨了轻罪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刑事嫌疑人权益、治安、法律制度完善性等;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应用刑事教育、制定明确的轻罪分类标准、设立适当的轻罪刑罚范围等,从而保证轻罪制度更加规范,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法律制度.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论“后劳教时代”我国轻罪制度的建构

考察域外立法与司法,大多数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轻罪制度体系,由于特殊的制度设计,轻罪制度在我国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为建构中国特色的轻罪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建构轻罪制度,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轻罪案件"案多人少"的资源配置难题,而且能够合理地弥合我国违法犯罪行为制裁体系中的结构性断层。轻罪制度的建构,需要转变"定性+定量"的入罪逻辑,消解"终身化"的犯罪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只定性,不定量"的入罪模式。在轻罪行为的制裁上,对以往劳教对象进行分流处理,实现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之间的有效衔接,同时,在轻罪案件的处理中坚持司法权的处遇根基。除此之外,还需探索与轻罪制度相配套的"轻罪速裁"、"程序分流"、"前科消灭"及"轻缓处遇"等制度,以期在实体与程序的双向支撑下实现轻罪制度的建构与运行。

论中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必要性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将原来就被视为轻微犯罪的那部分劳动教养内容由刑法接纳,同时将与其同等强度的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并纳入刑法并建立轻罪制度,是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使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合理衔接、与人权保障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刑法普遍立法例接轨、打击预防腐败犯罪建设清廉社会,以及发挥刑法导引作用提升道德水准、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建构轻罪法律制度十分必要。

论中国轻罪制度建构的依据与程序构想

蚁穴理论即防微杜渐理论应成为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理论依据:只有将轻微犯罪这一破坏法治的"蚁穴"通过建构轻罪制度予以堵塞,才能避免现实中诸多危害社会的行为继续蔓延、真正实现犯罪预防;建构轻罪制度有利于形成"小恶也是罪"的犯罪观。我国刑法虽无轻罪重罪的划分,但在条文中有轻罪重罪的思想体现,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建构轻罪制度的主张。刑法修正案将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信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追逐竞驶、醉酒驾驶等行为规定为轻罪,以及司法解释降低盗窃、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抢夺等犯罪入罪标准,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我国建构轻罪制度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国外有关立法可资借鉴,刑事诉讼法也应配套建构轻罪快审程序。

治安轻罪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后劳教时代的应然选择

2012年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后,对原劳动教养制度规制的各类违法行为应当如何规制,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点问题,有关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治安轻罪制度应是后劳教时代的应然选择。构建治安轻罪制度,应着力于治安轻罪的范围、刑罚、程序法,同时,关注治安轻罪制度的外部关系,包括与刑法的关系、与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关系。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我国轻罪制度构建研究

劳教制度废止后存在诸多遗留问题有待解决。对由劳教处罚的行为进行分类,分别作出不同处理,基于刑法的立法趋势和现实实践,提出轻罪制度的构建设想:将重罪与轻罪进行分层,设立轻罪法庭,完善速裁制度,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管理,体现我国的人权保障。

浅析后劳教时代中国轻罪制度的建构

经过多年司法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制度不仅造成违法犯罪行为制裁体系结构的不合理,而且也无法实现保护人权的机能。从运作现状来看,我国原本违法犯罪制裁体系——"三级制裁"所依据的基础理论和法律规定之间有所冲突和重叠。因此,在劳教制度废除后,将劳动教养时代所规范的对象纳入刑法体系中,建立与发展轻罪制度已成为司法制度改革之必须。

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问题研究——以“两高”工作报告为基础

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轻罪化”时代。在此背景下,轻罪诉讼制度体系成为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探讨我国轻罪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应首先从“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入手。轻罪化的脉络不仅可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的工作报告中获得验证,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出现的“制度真空”也要求刑事司法加快轻罪诉讼制度体系构建的脚步。因此,应当以中国的现实和变化为切入点,将刑事诉讼程序分流体系等与之相关的制度归入其中。在此基础上,结合域外立法汲取有益经验建立配套机制,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注重公平正义的“中国式”轻罪诉讼制度体系。

法治理念下轻罪制度探析

我国已正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在现实语境下,以法治视野重新审视我国的违法犯罪行为制裁体系,探讨我国轻罪制度的构建,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探索轻罪制度方案,分析轻罪范围及其处罚机制,有利于加强违法行为人的人权保障,维护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

论我国轻罪刑事政策——以我国轻罪制度为分析路径

轻罪制度是指刑事法上关于轻罪规定的设置及其运行的状况,它体现在一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刑罚执行活动中。我国轻罪制度的立法规定存在结构性缺陷和体系化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轻罪重拘押、重起诉、重处罚,存在重法定从宽情节的适用、忽略酌定从宽情节适用的明显不足;我国刑罚执行活动中对轻罪存在重惩治轻矫正、重监禁轻开放的明显不足。我们要在轻罪刑事政策价值目标指引下,正确面对我国轻罪制度的主要问题,围绕我国轻罪制度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罚执行三个方面着力推进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沙崔》中的种族界限、轻罪制度与团结乌托邦

《沙崔》是美国当代四大小说家之一的科马克·麦卡锡创作历时最久,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小说展现了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的种族界限。白人不愿越过与黑人之间的种族界限,黑人也深知与白人之间的种族界限。种族界限将黑人边缘化,很多被社会边缘化的黑人生活在穷困的泥淖中。美国各个领域长期存在着种族主义,因而衍生了种族主义文化,美国黑人成了种族歧视和偏见的最大受害者。《沙崔》揭示了美国白人对黑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描绘了美国底层黑人真实的悲惨境况,同时控诉了将底层黑人进一步推向深渊的轻罪制度。虽然《沙崔》中以沙崔为代表的一部分白人与黑人跨越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界限有着互助与友爱,但在种族主义文化影响下,这些白人难以弃绝种族主义的意识与无意识,自然难以真正理解黑人境遇,也很难与黑人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和团结,因而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团结只是一种乌托邦。

论劳动教养立法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建立我国轻罪处罚制度的理论创新

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中国刑事立法犯罪概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严重或较为严重的犯罪 ,而不包括轻罪 ,因此 ,应当以劳动教养立法为契机建立中国的轻罪处罚体系。轻罪处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外 ,还需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形成和提出问题 ,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为轻罪处罚制度提供必需的理论支撑。

建构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发,我国应建构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由于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建构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对未成年人应予以特殊保护,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各国的共同理念。本文认为,我国建构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首先需要在立法方面完善、修改立法规定,其次可结合正在实施的社区矫正制度,寻求制度配合,还应当在我国培育宽容的刑罚理念。

以西方轻罪制度为视角谈我国劳教制度改革

目前，实行轻罪制度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俄罗斯等国。谈到犯罪的分类，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英国．当时依照刑罚的轻重将犯罪分为叛逆罪、重罪和轻罪三类。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和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都依据刑罚严厉程度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目前，除了法国仍旧是重罪、轻罪和违警罪的三分法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采取重罪和轻罪的二分法。

轻罪和解制度的中国适用

轻罪和解是社会对轻罪案件的一种非刑罚化反应方式。该制度起源于于20世纪后期加拿大的一起缓刑执行案件,现已发展成全球性司法改革运动。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和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弱化的今天,改革我国目前"单线程"的传统诉讼模式,对于化解刑事矛盾、克服司法弊端、节约司法成本、维护被害人权益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我国的传统"和合"文化观念、现行的刑事立法和"轻轻"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及广泛存在的具有刑事和解性质的司法实践,都为我国轻罪和解制度的推行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对现有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修改,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轻罪和解制度便成为当下司法改革必然选择。

论“后劳教时代”我国轻罪制度的建构

梅传强在《现代法学》2014年第2期撰文指出，考察域外立法与司法，大多数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轻罪制度体系，由于特殊的制度设计，轻罪制度在我国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为建构中国特色的轻罪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试点探索,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贯彻和坚持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影响,保持与国际条约的精神相协调,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具体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法律效力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我们期待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社会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的影响。文章指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范围要扩大,适用主体需建立联动机制,适用程序应明确制定操作规程。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问题

经过长期的试点探索,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显著意义。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保护力度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和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