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立法的积极扩张及其省思

近年来,我国轻罪立法呈现积极扩张态势,具有回应民生、注重预防、强化管理、简化证明等规范特点。但是,积极推进轻罪立法极易造成司法资源不堪重负、犯罪附随效应明显以及轻罪治理功能失灵等问题,因此,轻罪立法的推进需要立足于我国国情进行理性反思。中西方轻罪立法的逻辑前提和初衷不尽一致、轻罪治理体制依托的政法体制的根本不同以及我国司法裁量权的规范化水平有限共同决定了我国不宜积极推进轻罪立法。目前,我国应立足于轻罪立法积极扩张的现实,在立法层面重申谦抑主义,坚持“定性+定量”的二元制裁模式;在司法层面明确轻罪规范适用的理念和方法,最大化轻罪立法的积极价值,尽可能降低轻罪立法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