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时代背景下偷拍入刑之否定——基于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的双重检验

运用刑事手段对偷拍进行规制成为多个国家的普遍选择。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也不乏对偷拍行为入刑的支持。通过正当性检验发现,损害原则的内涵过于宽泛难以解释偷拍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冒犯原则,当私密照片、视频经广泛传播对其他不特定多数人形成了深度冒犯时,具有处罚必要性;根据法益原则,行为人如利用偷拍成果基于不同目的对他人实施一定行为,并达到构成要件要求的是对他人相关法益的侵害,如侮辱罪。基于比例原则的检视,为了自行观赏的偷拍是一定私人行为,并不具备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行政处罚与民事责任以及其他非法律手段能够给予行为人相应规制,无需动用刑法。

轻罪时代“但书”出罪的功能困境与理论重构

轻罪时代“但书”出罪对于犯罪圈的调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但书”出罪面临诸多理论争议,导致司法解释规范设定含混,引发实务中对“但书”的错用、滥用。对此,可从立法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犯罪混合概念的融合功能和总则对分则的统领作用三重维度肯定“但书”出罪的正当性,并重构其理论路径。“但书”出罪应在犯罪论体系内部实现,不满足构成要件的情形并非“但书”涵摄范畴。应区分立法定量与司法定量,前者罪量要素是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具有灵活性。“但书”可作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作用于违法性和责任阶层。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中的犯罪客体与犯罪主观方面分别对应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违法性和责任阶层,由此可实现“但书”与不同犯罪论体系的贯通。

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

当今中国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自然犯到法定犯、从重罪到轻罪的历史转换,犯罪治理的策略也需要与时俱进,顺势而变。具体而言,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应该彻底摈弃严打重刑思维,从宽严相济转向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刑罚应整体趋轻,更多关注出刑和制裁多元化,更加注重常态治理和依法治理,刑事程序制度也应更加轻缓与灵活,同时营造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

为什么说我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

随着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数量与重刑率的下降、轻微犯罪数量与轻刑率的上升(即“双降双升”),犯罪治理迎来了新挑战,轻罪、新罪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本文认为,断言轻罪时代已经来临,既是基于客观统计数据的科学分析,更是基于国家关于社会治理战略决策的理性判断。犯罪结构轻罪化是长期趋势而非短期现象,应当归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犯罪治理领域长期艰苦的努力、刑事立法的及时有效应对以及司法系统的积极主动作为。轻罪时代论断的提出,要求我们尽快调整既有的犯罪治理体系及思想观念,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大力推行犯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从而提升犯罪治理的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轻罪时代裁量不起诉的功能困境与体系重塑

轻罪时代程序出罪的优化端赖于裁量不起诉的效能激活。裁量不起诉的理论基础在于起诉便宜主义,具有提升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实现教育矫正目的等独特优势,但同时蕴含着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风险。2014-2023年实证数据表明,裁量不起诉整体适用率和占不起诉比率呈现“双提升”态势,但仍未摆脱“圆柱体”起诉格局,且存在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悖论、裁量不起诉内部关系含混等困境,其成因在于教义学之孱弱和配套环境之制约。应从本体论、关系论和系统论三重维度重塑裁量不起诉体系。酌定不起诉应摆脱对实体法的形式依赖并引入需罚性判断,附条件不起诉应取消主体范围限制。应将实现法益恢复所需的考察方式和时限作为区分不起诉类型的依据,并引入合作共治理念和多元主体参与,实现裁量不起诉的环境优化和监督制约。由此,裁量不起诉的困境得以破解,对于实现中国式轻罪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轻罪时代我国应该进行非犯罪化刑事立法——写在《刑法修正案(十二)》颁布之际

近三十年来,我国刑事立法一直保持单向度的犯罪化,12部刑法修正案一直在犯罪化的道路上行进。面对我国犯罪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轻罪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非犯罪化的立法需求变得极为明显。刑事立法要放弃“罪名越多,治理越好”的错误观念,坚持科学立法,在进行适度犯罪化的同时,统筹兼顾立改废释纂,充分体现轻罪时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适时进行非犯罪化。非犯罪化的理论根据是质量统一的“法益侵害+最小限度”说。在质的方面,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已经不值得动用刑罚处罚;在量的方面,对行为进行刑事惩罚已经突破了必要最小限度。我国刑事立法应该根据“法益侵害+最小限度”说,及时对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倒卖车票、船票罪,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等为代表的十余个罪名进行非犯罪化,以此实现我国刑法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动态平衡,充分发挥刑法对公民不被犯罪化的权利保障之作用。

轻罪时代前科制度的内在诟病及其应对

中国社会已进入轻罪时代。基于既有的前科制度,我国治理轻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来了轻罪后果实际不轻、犯罪行为与其后果严重“倒挂”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容易使前科人员被边缘化,也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前科是因受过刑事处罚而产生的规范性评价,表现为前置法与刑法上的累犯、从业限制、限制办理落户等处罚,其性质上属于刑罚的一种延续。无论是从刑法的基本原理,还是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等角度看,既有前科制度缺乏正义的基础,都应该对其说“不”。我国应该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可以选择刑法典立法模式;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可以围绕前科消灭的基本条件、适用范围、启动程序、法律后果为重点建构。在具体的法律效果上,需要统筹刑法领域内、外的其他制度,一方面要修改刑法上的前科报告、累犯等制度,另一方面要清理不合理的前科规定,从而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轻罪”理论研究中若干观点的商榷

理论界关于“轻罪”的研究成果斐然且意义重大,但若干观点科学性不足,值得商榷。支持“‘轻罪时代’选择以宽为主刑事政策”建议的前提条件不真实,必须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支持“应该废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建议的理由不合逻辑,对待危险驾驶罪,宜改良而非革命;“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法发展趋势”论断与刑法发展实践不相符,需要考虑刑罚严厉化的现实意义;“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论断过于片面,刑法谦抑性的核心在于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而非刑法的排除性。

轻微犯罪无罪化处理问题探讨

在积极刑法观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犯罪结构呈现出法定犯、轻罪化扩张现象,催生了以“犯罪总量不断增加、轻重罪比例逐渐分化”为特征的轻罪时代到来。与之相对,以惩罚矫治与强制规范为目的的传统刑事法律在应对轻微犯罪增多的挑战时,存在犯罪治理方式固化、出罪路径局限及犯罪附随后果溢出效应严重等问题,探讨轻微犯罪案件适度无罪化处理具有相当的必要性。轻微犯罪案件适度无罪化处理可以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展开,具体包括:实体法上,应当秉持“原则上不再继续增设轻罪罪名,例外情形谨慎增设轻罪罪名”,同时激活“但书”条款的出罪功能。程序法上,则应当逐步扩大酌定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从而在出罪端完善轻微犯罪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效能。

醉驾不起诉的教义学展开

我国已经步入了轻罪时代。在犯罪圈逐渐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研究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不起诉问题。不起诉制度的活力应当进一步释放,从而将一部分醉驾案件在审前阶段得以分流,这不仅能节约司法资源,更能发挥出不起诉制度应有的犯罪治理功能。需要通过法教义学的方法对醉驾案件适用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特别不起诉等制度的条件进行拆解式分析,并参考典型案例对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不起诉的运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总结与对比,分析出四种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治理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具体而言,法定不起诉的标准应当统一和明确,酌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尺度应得到合理控制,存疑不起诉的完善需要司法机关和刑辩律师的共同努力。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视野下的刑事证据制度变革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通过作用于逮捕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和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环节,进而实现刑事证据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呈现出与积极定罪思路迥异的消极出罪思路,同时又贯通了刑事诉讼审前程序,并最终融入了刑事证据的证据标准、证据审查以及事实查明方法三个层面。证据要求的变革体现出主观标准的出罪化倾向。证据审查的变革体现为适用逮捕、起诉、羁押的强审查模式与不予逮捕、起诉、羁押的弱审查模式。事实查明方法的变革体现为积极推理方法的限制与消极推理方法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