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轻罪治理体系规范检视与路径选择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轻罪治理再次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轻罪归罪的本质在于刑法通过严密法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以凸显刑法体系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轻缓化转向。但是,前科消灭制度的缺位使轻罪治理的应有效力难以发挥。轻罪治理的核心在于形塑“严而不厉”的罪刑体系,从立法层面界定轻罪体系与前科消灭制度固然是一劳永逸的选择,但考虑到改革的渐进性与路径依赖等因素,在司法层面检察机关的缓起诉与量刑建议权等措施的更具现实可行性。

我国轻罪扩张的规范反思与法律应对

我国正在进入刑事立法活跃化的时代,轻罪在立法和司法领域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进一步印证了轻罪扩张的趋势,轻罪时代的来临已然成为现实。然而在轻罪扩张的背景下,我国独特的刑事立法模式、缺乏出罪机制的司法机制以及严厉的犯罪附随后果影响了轻罪治理效果的有效发挥,使轻罪立法推进法网严密化、刑罚轻缓化的愿景落空,而且导致刑法规范结构走向“又严又厉”。但因此而排斥轻罪立法的呼吁也是不妥当的,轻罪的发展契合了刑法在现代社会的安全保障需求,也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体现。应当正视轻罪所代表的刑法功能的转向和轻罪扩张的客观现实,当前轻罪体系中存在的不足应当由立法、司法、政策等多个层面协同发力,通过各领域的系统完善促进轻罪治理体系的优化,以推动我国罪刑体系向“严而不厉”的现代刑法结构转型。

轻罪治理视域下不起诉案件非刑罚措施的适用

构建轻罪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检察机关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起诉裁量权的运用对案件进行分流处理,在不起诉案件中适用非刑罚措施,是轻罪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通过不起诉与非刑罚措施的衔接适用,可以提升不起诉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应当通过立法完善非刑罚措施的结构体系阐释,规范非刑罚措施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并探索新型社会共治机制、形成系统治理合力,逐步形成轻罪治理体系,打造轻罪治理方略。通过检察维度促进社会治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