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题探讨

2010年6月24日,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社、山东省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办公室共同举办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家论证会在青岛举行。

论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且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在犯罪后更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宽容和关爱。西方的少年司法制度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已十分完善,相较而言,我国的这一制度还处在探索阶级。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是一种深化,更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柄利器。

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探究(下)

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了全社会日趋广泛的关注。2011年3月,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宽宥与挽救政策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改,也使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初现端倪。在当今的国情下,建立这一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的顺利改造、再度融入社会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的层面出发,结合比较法的借鉴和基层法院的实践经验,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定位、制度构建以及改革方向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对其进一步的探索与改革有所裨益。

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探究（上）

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了全社会日趋广泛的关注。2011年3月，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宽宥与挽救政策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刑法修正案（八）中对累犯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改，也使得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初现端倪。在当今的国情下，建立这一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的顺利改造、再度融入社会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的层面出发，结合比较法的借鉴和基层法院的实践经验，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定位、制度构建以及改革方向等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希望能对其进一步的探索与改革有所裨益。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家论证会召开

由人民法院报社、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举办，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承办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家论证会今天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

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轻罪立法符合我国当下法治体系建设的趋势,完成劳教制度废除遗留下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指导下,通过设立轻罪解决部分罪名“口袋化”的司法困境,适应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以促进我国刑法朝着“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轻型犯罪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不利后果,在轻罪立法的背景下,前科报告制度给犯罪人打上标签,不利于其重回社会、再就业,轻罪犯罪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平等的价值需求和保障机能的要求,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具体构建上,可学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经验,明确轻罪记录封存的对象、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轻罪治理图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建构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轻微罪名数量开始快速扩张。轻罪化的立法主张存在其合理性,但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出现了轻罪轻刑但不轻罚的现象,甚至存在“株连”的情形。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犯罪记录长期存在将会衍生诸多问题。对此,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但为充分回应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之诉求,应当根据犯罪类型、刑罚期限以及行为人类型等条件判断能否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在规范层面,不仅需要对既有的前科报告制度作出调整,以明确前科范围、前科消灭的影响范围以及启动程序,还需及时对其他部门法作出调整,以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构

当前,我国前科制度呈现出类型日益多样、适用主体广泛、存续时间较长的特征。伴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既有轻罪前科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违反责任主义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困境。基于此,我国刑法应当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立法模式上,应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在逻辑基础上,以轻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调和防卫社会与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以面向全体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适用前提,并在域外立法经验与我国学界既有方案的基础上,从基本条件、范围、程序和法律后果四个方面建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此外,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应兼顾如下配套措施:规范前科制度的立法层级,调整前科制度的具体内容,修改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

在刑法扩张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向轻罪化方向发展。随着轻罪比例的不断攀升,现行前科体系之弊端日渐凸显,因此,为轻罪犯罪人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具有积极的制度价值,可以起到顺应轻罪比例升高之趋势,实现刑法体系现代化以及更新国人犯罪观念的积极效果。在宏观制度厘定层面,可通过制定单行“前科管理与适用法”的方式在规范层面明确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同时应当对制定轻罪前科的规范性文件之层级作出限制,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范围与时点。在微观制度构建层面,需要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免除附条件的过失犯罪人、微罪犯罪人以及“定罪免刑”犯罪人的前科担负,并为不能立即消灭其前科的犯罪人构建轻罪前科封存制度,以5年作为封存上限,根据罪行的差异分类配置个罪的具体封存期限。

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的理论证成与具体方案

为实现对轻罪的科学治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前科制度的固有弊端,有必要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宏观层面可从罪刑均衡原则、罪责自负原则和人身危险性原理三方面夯实构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理论根基。在微观层面则要合理划定轻罪前科消灭的适用范围,即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附加刑,或定罪免刑、单纯宣告有罪;科学进行程序设计,建立依申请或依职权的“或选”模式,并由法院参考检察院、司法局等单位的意见作出是否消灭前科的裁决;加强配套制度的衔接:建立司法数据与人事档案、户籍信息平台共享机制,及时删除符合条件的前科信息。应将轻罪前科消灭作为社会矫正的鼓励手段,不断降低社矫对象的再犯罪率,真正实现其再社会化。

轻罪治理视域下前科消灭制度的路径探讨

我国通过降低入罪门槛、增加新罪和轻罪等手段扩大刑事治理范围,将原本由其他法律调整的行为纳入刑事监管领域,化解了二元制裁体系面对新兴犯罪现象的治理难题,取得了较为积极的社会效果。但犯罪圈扩大必定会导致犯罪标签泛化、涉罪人员复归社会难等问题,庞大数量的涉罪群体被附以前科后,隐性歧视将充斥在其就业、学业等生活领域,加之各地对现有前科体系的僵化适用,前科效应对轻微犯罪群体的伤害甚至不亚于实际刑罚。对此,应当设置宣告刑、法定刑、罪名类型相结合的前科消灭标准,辅之以相配套的分级消灭效果、联动机制,明确部分前科消灭后再犯罪的处理程序,真正解决轻罪扩张与前科体系之间的平衡难题。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轻罪立法背景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无差别的前科报告终身制使得罪犯在重返社会后依然被贴上“犯罪标签”,影响回归社会。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活动着力于增设“轻罪”的政策背景下,现有的前科报告容易导致犯罪标签泛化,有悖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及时构建轻罪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当前,应当界定犯罪记录封存范围、明确适用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明确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效力,建立以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为主体的二元启动程序,调适其与社区矫正执行中存在的矛盾,从而实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平衡。

关于建立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若干问题

中央政法委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轻罪犯罪记录消灭”概念的解读与理解，从研究审视域外资源和深入分析本土司法资源入手，提出建立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立法构想及实践问题的解决对策，以期引起对此问题更广泛的关注与更深入的思考。

轻罪治理视角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前科制度存在规范设定随意、惩罚过于严苛、与犯罪关联性不强、牵连无关人员等问题,而轻罪立法降低犯罪门槛、不区分轻重罪的统一立法模式导致犯罪标签泛化,加强了犯罪标签效应,行为人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法律评价严重失衡。解决“轻罪不轻”的重点在于消除轻罪不合理的法律后果,建立轻罪领域的前科消灭制度。原则上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免于刑事处罚的行为人员均能适用前科消灭制度。立法同时应明确排除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累犯、再犯等特殊犯罪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并根据宣告刑长短和主观罪过设置不同的考验期限和审查模式,实现轻罪内部的轻重区别处理。

轻罪化背景下我国复权制度的构建

复权制度有其自身的正当性与运行逻辑,在域外形成了三种不同模式的立法实践。我国冗杂无序的刑罚附随制裁体系长期存在弊病,在轻罪立法扩张与犯罪整体趋轻的背景下,刑罚之后附随延续的各种严厉制裁更显不妥,加之轻罪领域“去标签化”制度的缺失,催生了我国构建复权制度的现实必要。首先,修正和整饬现行刑罚附随制裁体系是制度构建的前提;其次,基于轻罪化背景下的犯罪治理要求,明确以“定向权利恢复+犯罪记录封存”作为轻罪复权模式;最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复权制度框架,同时创立复权附带审查机制,对刑罚附随制裁制度形成反向制约与动态监督。

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正当化限度及应对路径——以轻罪时代为背景

随着轻罪时代的来临,我国的前科制度更凸显出诸多弊端,亟待作出调整。只有厘清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正当化限度,才能对前科制度的现状进行检视,进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前科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人身危险性已是共识,其存在的理论根据应是充当前罪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考察评估机制,其性质为保安处分,属于与刑罚相并列的犯罪的法律后果。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性质决定了其正当化的限度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自负原则、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明显有违前科制度的正当化限度,需要从废、调、补这三个方面来采取应对措施,即废除一些完全缺乏正当性的前科制度、对《刑法》第一百条进行合理调适、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如此,方能满足轻罪时代的实践需求。

轻罪治理视域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202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1733.6万件,数量较之5年前增长了40%,增长部分主要以轻微犯罪为主。同时报告显示,检察机关认罪认罚适用率已超过90%。轻微罪治理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已成为当前刑事治理的重心,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轻微罪案件的占比亦在司法实践中急剧上升。

关于全省法院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的调研报告

一、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工作的实践(一)全国开展试点工作的总体形势根据2008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的《中政委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试点工作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发阶段(2003-2008年).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背景、前景、理论都不明确.二是自觉阶段.2009年3月,《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作出了规定.各地对这项制度的前景、法律后果都有了明确的认识,试点工作风起云涌,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探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与消灭制度国际经验之借鉴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值得肯定的进步意义。通过对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归纳及我国与相关国家在制度启动主体、启动条件及例外情况考量等方面的综合比较,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