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

党中央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其中“自治与法治相结合”居于基础地位,是德治的前提,而要实现“自治与法治相结合”,须弄清二者的界分,否则二者相结合就无从谈起。本文在理论上借用了欧盟的宪治原则——“辅助性原则”,以此作为我国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原则,其消极面向可以为乡村自治提供独立性支撑,其积极面向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行动空间。在实践中,通过对精选的7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民事案件中,民间习惯和风俗多被优先适用;在程序违法和刑事违法案件中,国家法的适用享有绝对优先权;在自治与法治共同发生影响且形成僵局的案件中,涉及集体成员身份确认之诉,由自治组织决定,涉及社会权、经济权、生存权侵害之诉,由法院决定。自治与法治冲突时遵循的是先自治后法治的“辅助性原则”的精神。

论行政给付中的国家辅助性原则

国家辅助性原则在两个关系维度上适用,即中央与地方或一个共同体之整体与部分,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前者在欧盟法中体现较多,后者在行政给付中应用广泛。辅助性原则的实质内涵与宪政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国家辅助性原则在行政给付制度中的主体、范围、内容等方面均有体现。辅助性原则也应该成为支配我国行政给付立法与实践的基本原则。

辅助性原则及其对中国央地关系法治化的意义

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当代中国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难题,需要多方面的理论资源推进相关研究。辅助性原则作为国外学术界的一个新领域,近些年来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该原则的发展进程表现为社会学说—政治原则—法律原则三个阶段;其实践集中在三个领域:欧盟及其内部制度,若干国家的内外治理关系,一些跨国性、国际性组织的治理活动。与此相关的若干新理论视野也值得重视,比如超越国家的治理、去中心化问题与地方自治。中国正在促进央地关系之完善,辅助性原则对此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从辅助性原则看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以德国公立型和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为例

本文从"辅助性原则"的理论和立法视角,以德国公立型和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为例,分析和探讨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法律框架、国家与社会组织各自的责任与任务,并从历史发展和国家模式的角度,分析辅助性原则对中国构建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有何启示和局限。

略论行政救助中的辅助性原则

德国学者在对福利行政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辅助性原则。行政救助中的辅助性原则意味着:只有在公民依靠自己的财产、能力和私法上的扶助无法达到一定生活水准时国家才进行救助;只有在地方政府无能为力时,上级政府才进行救助。实现辅助性原则的制度设计包括家计调查、制定救助标准等。

国家辅助性原则在中国自然灾害行政给付中的实施

国家辅助性原则又称补充性原则,是指国家或政府对社会弱者承担次位的救助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以国家或社会有能力为前提。为确保政府职能的服务性,应将国家辅助性原则作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在灾害给付中,国家辅助性原则要求明确个人的自救责任,推动社会的积极参与,发挥国家的辅助性作用。

论辅助性原则对给付行政之限制——以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相关措施为例

给付行政背景下,国家应如何在实现公民积极性权利与消极性权利间达成平衡是一个重要且艰难的课题。辅助性原则对管辖权界定、国家可介入程度以及适当的行为内容等多方面提出了要求,或可提供解决途径。从辅助性原则的发展脉络与内涵变迁出发,结合我国在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中的相关措施,可以看出,该原则在范围划定、具体给付行为发生等阶段对给付行政具有多重限制,是国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辅助性原则视野中的全球治理新领域及其分域治理方式

进入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传统的以主权国家为主的治理观念在面对当代治理问题时出现诸多缺陷。这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辅助性原则能够有效揭示之前被忽视的三个新治理领域,它们分别是:国家之下的次国家领域、国家之上的超国家领域与国家之外的非国家领域等。这些新领域的治理,根据辅助性原则的基本原理,分别突出体现着不同的具体治理原则:次国家领域重视基层优先原则,超国家领域倡导全球治理原则,非国家领域则强调分域治理原则。我国应当重视传统国家治理领域之外的上述三大治理领域,弥补治理体系方面的薄弱环节,促进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治理体系与治理网络的逐步完善。

论行政给付中的国家辅助性原则

我国行政给付水平的提升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的,目前教育、科技、医疗等各种行政给付水平提升较快,各种补贴项目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本文通过对国家辅助性原则在行政给付中的具体运用进行梳理,尝试提出国家辅助性原则在我国行政给付中如何落实的建议。

地方自治与欧盟法的辅助性原则

辅助性原则是欧盟框架内处理权能配置的一项基本原则和政策,在限制欧盟权能扩张的同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该原则也允许欧盟权力介入到各成员国以及地区或者地方层面。就制度构建而言,成员国与欧盟各机构在政策制定时的沟通只能是两个层次上的互动和协调,只有在整个联盟的范围内将各种不同层级的机构都纳入进来才能形成多层次的治理结构。在成员国内部,与国家决策权向欧盟超国家机构让渡相伴发生的是各成员国中央政府权力向地方和地区机构的下放。因此,不仅欧盟与成员国之间会有权能配置问题,成员国与地方或地区政府之间,以及欧盟与各成员国地方与地区政府之间也会产生同样问题。本文希望通过欧盟的扩展以及对地方自治的影响,并通过德国的经验来说明在地方自治问题上,不能仅仅将辅助性原则作为一种消极原则看待,而是应该通过制度构建来保障地方权力。

辅助性原则的历史背景与我国的实践

辅助性原则最早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的著述中,近代提出生存照顾概念的福斯多夫从全能国家、万能行政到主张公私法分野,并提出辅助性原则,其意义深远。辅助性原则适用的前提是:具有层级划分结构的社会和不同层级间存在权力竞合现象。目前,我国对辅助性原则的运用限于法规范领域,可操作性的细化标准尚待发展。

辅助性原则在欧洲联盟中的发展及其理论基础

辅助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作为欧盟条约中的一个重要的立法原则,从理论的角度看辅助性原则有着深厚的基础,从奥图休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到天主教的个人主义再到联邦主义者的自由和效率思想,辅助性原则的发展适应了欧州一体化的现实,也成为处理欧盟机构和成员国间关系的重要原则。

论欧盟条约中的辅助性原则

《欧盟基础条约》和尚未生效的《欧洲宪法条约》均规定了辅助性原则。虽然该原则不可避免的具有内在的模糊开放性,但仍不影响它作为一项宪法性原则的地位。辅助性原则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在欧盟和成员国或其他主体之间选择最为合适的权力行使主体提供了程序性的保障,因而提供了一个促进协调以取得平衡的重要概念空间。

财政分权与我国地方政府角色的再认识——地方化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表面上看是一个治理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问题。《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试图在治理技术层面对财政权责进行纵向界分,但这一改革进程需要在关注技术性、局部性改革的同时,引入结构性和系统性改革思维。地方政府的角色界定及其法律地位的明确化,是央地财政关系的一个核心因素。通过引入地方化原则、辅助性原则而明确地方性政府的主体地位,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财政改革具有基础性意义,对优化我国纵向治理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辅助性原则的宪法价值及其在行政给付中的运用

现代国家职能发生转化的标志之一就是行政给付地位的提升。因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在法律上被确认为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我国也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计划,反映了国家角色的悄然转变。政府不仅是管理者,更是服务者,更多地承担起公民生存照料的义务。辅助性原则的内涵与宪法价值存在诸多共同点,国家辅助性原则在行政给付制度中的适用多有体现,辅助性原则应当成为支配我国行政给付实践的基本原则。

婴幼儿照护领域中辅助性原则的引入与展开

婴幼儿照护政策的法治化需要处理国家介入家庭婴幼儿照护领域的正当性和程度问题。作为法律原则的辅助性原则可为国家和家庭权属的分配提供动态的分析框架。家庭内部不同主体、多层次的权利需求构成了辅助性原则内涵的规范基础,进而国家的辅助性义务界限可具体化为以婴幼儿最大利益为干预边界和以婴幼儿权益优先为促进方向。

《民法典》时代老年人监护监督的行政介入研究——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确立了“私人监督为主、社会组织参与和行政机关兜底”的监护监督体系。实践中,我国监护监督制度仍存在结构失衡与行政介入模糊的问题。作为国家与社会界分的标准,辅助性原则可以在理论上解释行政机关在公共服务中的职能定位问题,促进“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动态平衡”。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老年人监护监督的行政介入应在完善监护监督制度的基础上,注重民行衔接机制完善与具体个案分析适用,促进监护人积极履行监护职责。

辅助性原则视角下的自贸区监管模式

由注重事前审批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改革事项,也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一种新的法治模式,它要求"简政放权",去审批化,强调监管主体多元化、监管方式多样化、监管效力高效化。这一管理模式的转变是辅助性原则运用的具体表现,也是辅助性原则的两个规范化要求:私化即民营化,公化即公共化的体现。重审批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精神实质,不能仅仅限定在政府管理领域去理解,而应当将其作为一种自贸区管理的制度创新模式,即将自贸区作为一个管理整体的角度而论之。这时应引入辅助性原则对自贸区事中、事后监管模式做原则性把握。

辅助性原则在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权力划分中的平衡作用

辅助性原则是欧盟法中划分多层级权力关系的宪法原则。辅助性原则适用于中央与香港的权力关系,是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导向。即,在中央授权的共享权能范围内的事务决策权,应赋予与该事项联系最密切、受该事项影响最大的权力主体——特别行政区,这体现了辅助性原则的消极性;而在特别行政区不能有效完成拟定目标时,则应由中央行使权力,这体现了辅助性原则的积极性。此外,辅助性原则作为划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权力关系的平衡机制,还具有能动性特征。基于回归以来中央与香港的失衡状态,中央加强行使自身管治权和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监督权,以使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达到新的平衡。

辅助性原则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辅助性原则是德国学者在对福利行政反思的过程中提出的一项理论,旨在解决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当下中国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有必要以辅助性原则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只有落实好辅助性原则,才能达到社会管理的善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