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身女性辅助生育权及其规范构造

以技术成熟和社会发展为诱因的生育权利思维的变动,导致单身女性不能独立享有辅助生育权的传统理念受到质疑.公权力对单身女性辅助生育自由的干预,是法律家长主义下保护个体健康利益与基于公共利益原则维护家庭社会职能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于当下重新审视似乎已失去正当性,且辅助生育权亦能通过权利五要素审查.由此,单身女性辅助生育权成为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作为生育权的子权利,辅助生育权具体权能虽与自然生育权存在诸多差异,但未突破基本生育权利体系.因此通过立法内容拓补与执法力度加强而保障辅助生育权的同时,不能忽视权利限制.为降低个体健康风险,应加强对医疗机构技术应用的管控而限制辅助生育请求对象,严格落实知情同意规则,限制尚不具备辅助生育机能与技术适应症的主体行使权利;且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设立严格的前置辅助生育主体评估制度.

辅助生育权:基于夫妻身份的考量

建立在人格权基础上的生育权理论无法解决辅助生育权的基本问题。辅助生育权是人工生殖技术催生的新型权利,其理论基石是夫妻身份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以治疗不孕症为惟一目的。辅助生育权专属于夫妻共同体,是生育权的延伸,是不孕症夫妇生育权的医学实现。

论单身女性冻卵的权利基础与实现路径

单身女性冻卵作为新社会背景下的权利现象逐渐形成。中国宪法、法律并未限制单身女性应用辅助生殖技术,但下位法设定“已婚”为技术应用条件,构成对其冻卵权的实质剥夺。单身女性冻卵已具有充分的权利基础:允许单身男性出于“生殖保险”目的冻精而限制单身女性冻卵未通过平等原则审查,构成对单身女性平等权的侵犯;卵子作为女性身体组成部分,受身体权“行动自由”权能所涵射;单身女性确享有辅助生育权,冻卵属于辅助生育选择权与辅助生育保障权的权利内容。为落实现代社会单身女性冻卵的利益诉求,当以尊重生育自主决定权为立法价值取向,并基于社会伦理、健康风险设定冻卵权的合理限制。建立卵子库以作为制度规范的现实基础,配套其保险制度、报备制度与卵子处置规则。此外,冻卵技术提供主体应严格限定于公立医疗机构,禁止商业性冻卵服务,以防止单身女性受到父权主义下的“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