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辅助证据制度问题研究

刑事辅助证据是与实质证据相对应的证据概念,其是指能够对实质证据的真实可靠性予以证明的证据。通过梳理辅助证据现有规范,以及观察其实务现状,可以发现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辅助证据的证据资格仍存在争议,实物证据的辅助证据使用混乱,言词证据的辅助证据维度单一,以及尚未构建辅助证据的体系等。为了能够发挥出辅助证据制度的应有价值,应当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有关刑事证据概念重新予以定义,以解决刑事辅助证据的证据资格问题,同时要规范完善实物证据的辅助证据、多维度挖掘言词证据的辅助证据,此外,针对辅助证据过于零碎化问题,应当分别构建实物证据、言词证据的辅助证据体系。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类型区分及其规范意义,在理论上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其在法律和法学上都具有普遍的基础性,尤其对中国问题具有特别的针对性。界分这两类证据的基本标准是,在证明逻辑上看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具有"生成"意义上的证据相关性,有则为实质证据,无则为辅助证据。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区分这两类证据的规范意义在于,能够较为具体地说明与刑事诉讼有关的许多职权行为应有的合理证据规范,以及中国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应有的法律变革。今后,应当在理论上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在立法尤其是法律解释上明确这两类证据的区分并对其运用进行合理规范。

论“关键证据”

在证据学的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经常使用“关键证据”的提法。然而,究竟什么是“关键证据”?其确切的含义是什么?它们在诉讼中如何发挥作用?迄今未见到有关这方面的专题综述。实际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关键证据”解析“关键”一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事物最关紧要的部分;对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据此解释推而广之,所谓“关键证据”。

非典型性强奸案件中证据审查的困境与进路

与暴力型侵犯妇女性自主权类强奸案件不同,非典型强奸往往多发于熟人作案或者发生在特殊场合以及具有特殊身份主体之间。该类案件认定多依赖被害人陈述,并且可能存在延迟披露的特点。传统的印证模式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空间有限,导致因印证不足而难以定罪。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自由心证模式,但经验法则的运用并未被禁止,在该类案件中建立适用经验法则的正当机制可以作为印证模式的有益补充。同时,建立精细化证据审查模式,高效运用辅助证据,建立起被害人陈述可信性标准同样有助于消解该类案件事实认定的困境。

论刑事证言的证明力评价——基于具体案例的分析

证人证言之于刑事司法实践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人员对刑事证言的证明力作何评价,往往是决定能否定案的关键。目前,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依赖证明力规则的现象,但鉴于刑事证言的主观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司法人员应当更多地立足于认知能力的发挥及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对刑事证言的证明力进行评价。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查判断中,要重视矛盾法则、经验法则以及辅助证据的运用。对于证人当庭证言与庭前书面证言存在矛盾以及证人当庭无法完整回忆案件事实等问题,法官要注意如何使用和评价刑事证言。

侦查行为录音录像的多元功能及其运用

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要求对多种侦查行为进行录音录像,但侦查行为录音录像的功能尚未被完全认识。侦查行为录音录像除了防止侦查人员非法取证之外,还具有多元的功能,包括作为证明力审查的辅助证据、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提高诉讼效率。由于具有这些多元的功能,侦查行为录音录像应当随案移送;辩方也可查阅、复制侦查行为录音录像,但在特定情形下可对查阅、复制的范围有所限制;侦查行为录音录像必须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后才能用作定案的根据,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转为不公开质证,或对录音录像进行技术处理之后再质证,如果录音录像不宜向被告人透露,也可以由法官进行庭外的单方核实。

IP地址在网络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IP地址是侦查网络犯罪的突破口,用于证明犯罪不存在法律障碍,但是作为证据使用必须要经过真实性验证,并提供必要的证明犯罪辅助证据。本文对IP地址的获取、鉴别、使用进行了讨论,了解、掌握相关内容,有助于侦破涉及网络的各种犯罪。

情态证据刍论

证据法学所研究的"情态"是指提供口头证据者在陈述时外显的各种下意识反应和活动。情态信息是一种主要依靠直觉进行认知的生理与心理活动的对应伴生关系,具有客观表达证人内心活动的特性,在刑事诉讼领域可被用于辅助判断人证的可靠性,也可被用作侦查线索和少数特殊案件中的实质证据。情态证据在我国尚不具备形式合法性,其不具证据资格且使用不规范。通过对情态信息的实质性和证明价值的分析,可以发现情态应当具有证据资格,其证据类别应属于物证。同时又由于情态自身具有即时性、不确定性和解释的多义性特征,因此,对情态证据应当采限制使用原则。

诉讼对抗与笔录类证据的运用

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遗憾的是,该布局似乎忽视了潜伏其中的"特洛伊木马"———数量庞大、适用广泛同时审查机制却非常模糊的笔录类证据。笔录类证据的运用可能会出现方向相反的两种趋势:质证程序的臃肿或者证据的简化处理,这都会冲击司法审判的改革成果。未来需要在整合笔录类证据的基础上,引入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理念与相关规则,实现"不同类别笔录适用不同的质证程序",防止质证程序的随意简化与过度对抗。

有专门知识的人之意见能作为证据吗?——基于刑事诉讼的思考

广受瞩目的"顾雏军案"再次涉及刑诉法中有专门知识的人之意见是否属于证据的问题,而学界、实务界对此一向存有争议。大量裁判文书案例显示,刑事司法实务中已不乏法院将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作为证据以及定案根据的例子。与此同时,否定意见可以作为证据的观点,以"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不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为主要理由。通过对这些理由的一一辩驳,再结合证据法理层面的检视,可以认为有专门知识的人之意见,或为实质证据,或为辅助证据,均能作为证据使用,具有证据属性。当然,承认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具有证据属性,不代表其最终可以成为定案根据,证据与定案根据是两个不同概念。此外,需要注意有专门知识的人之意见的使用领域,采纳和采信必须经过法庭调查、庭审质证,以及相应的审查判断等操作性问题。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

测谎技术的产生时间并不长,但其在诉讼活动中的应用却日趋增多,对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的争议也开始在法学界显现。在我国,应以与时俱进的态度看待测谎结论,在了解测谎技术科学性的基础上,将测谎结论设定为鉴定结论形式中的"有限采用"辅助证据,从而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提供帮助。

笔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笔录证据的正确适用对于防范冤假错案及实现庭审实质化都极为重要。笔录证据具有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双重身份,在证据属性方面属于言词证据与传闻证据,可划分为展示型笔录证据、确认型笔录证据与行为型笔录证据三种类型。美国通过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先决问题规则规制笔录证据的可采性,德国通过直接审理原则、证据禁止规则与自由证明规则调整笔录证据的证据能力。我国笔录证据的准入资格不受限制,制作笔录证据的侦查人员几乎不出庭作证,违法取得的笔录证据几乎不被排除,且对两种身份的笔录证据未区分适用规则。为解决笔录证据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从准入规则与违法排除规则两个方面,区分笔录证据的三种类型与双重身份,构建笔录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则。

熟识者强奸案中证据冲突的采信与认定

在熟识者强奸案中,应围绕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核心问题,按照案发时——案发前后的审查顺序,确立“直接证据——间接证据——辅助证据”的审查路径,按照证明力的强弱和与关键事实联系的紧密程度逐次审查各类证据,在关键事实的认定时排除边缘、无效信息的干扰,同时也应注重对可能影响定罪的反向证据的甄别和排除,运用辅助证据增强对有罪认定的内心确信,最终建构起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指控证据体系。

无罪判决的证据法学分析

无罪判决率的高低不能与刑事司法的优劣简单对应。为科学理性地认识当前的无罪判决实践,为刑事证明改良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引,以若干典型无罪判决个案为例,运用以证明标准为核心、证据分类为手段的证据法学理论分析方法,探究客观真实与相对真实两种不同证明标准下,裁判者在事实认定中的认识论逻辑。我国刑事裁判中存在表面上坚持客观真实证明标准,但因实现难度、认识论常识及控制犯罪的现实需要,司法者在很大程度上却有意无意地践行着相对真实的事实确信观,在客观真实的法定要求与相对真实的司法实践之间出现了一片缺乏理论指引和制度规制的混乱地带。完善无罪判决实践不等于片面提高无罪判决率,应探索逐渐实现证明标准的转型,接受一种相对真实的事实确信观,并拓宽证据指涉范围,在更加合理而统一的证据规范下进行罪与非罪的认定。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精细而合理的证据规则,以避免相对真实事实确信观下易导致的司法擅断。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综合认定”的理论审视和完善进路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综合认定”犯罪数额并不是放弃印证、允许证明责任转移,从应然和实然的角度分析都应将其理解为,在坚持法定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对印证模式进行优化与细化。对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剖析,发现在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时存在因机械印证导致就低认定犯罪数额,抽样取证和审计报告等证据运用不规范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总结典型案例中通过间接证据相互印证确定犯罪数额的裁判规则,减少对言词证据的依赖;明确抽样取证、部分大数据分析报告、审计报告的辅助证据地位,从法律和专业技术两个层面强化审查;在优化印证、加强推理的同时,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理顺裁判文书说理的行文逻辑。

论性侵儿童案件的精密办案模式

性侵儿童案件的精密办案模式由三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构成:一是通过精细的询问程序获取高质量的被害人陈述;二是通过细致彻底的取证获取丰富的间接证据与辅助证据;三是对证据进行精细、科学的分析与综合运用。在此过程中,应当遵守"儿童利益优先,兼顾真实发现"根本原则。要在我国的性侵儿童诉讼中建立该种新型的办案模式,改革的关键是,在程序制度层面解决精密办案模式的权力配置问题,确保公安机关的配合和执行;在证据制度层面转变单一的印证证明模式,确立被害人陈述可信性的证据审查标准。从未来发展来看,还应完善相关程序机制,将"保障被追诉人对质权"作为性侵儿童案件精密办案模式的基本价值追求。

论刑事证言的证明力评价——基于具体案例的分析

证人证言之于刑事司法实践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人员对刑事证言的证明力作何评价,往往决定了能否定案等关键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依赖证明力规则的现象。但鉴于刑事证言的主观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司法人员应当更多地立足于认知能力的发挥及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对刑事证言的证明力进行评价。法官在具体案例的审查判断中,要重视矛盾法则、经验法则以及辅助证据的运用。对于证人当庭证言与庭前书面证言存在矛盾,以及证人当庭无法完整回忆案件事实等问题,法官要注意如何使用和评价庭前证言。

降低不起诉率应把好“三关”

一把好受案关。正确把握受案、退查重报这一环节是严控不起诉率的关键。受案时对下列五种案件不予受理:一是属于单一罪行,定罪量刑的事实没有查清,主要证据无法固定,其他辅助证据又没有证据证实的,不予受案;二是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主要证人证言,主要情节不一致的,不予受案;三是对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到案而未到案的,不予受案;四是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不能到案的,不予受案;五是经过两次退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