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以广州与长崎为对象

17—18世纪之交,中国和日本相继进入封建社会的最后发展阶段,中日两国社会体制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却不约而同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然而,锁国并非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彻底隔绝,如将其与东亚国际贸易相联系来考察,则毋宁称之为国家政治权利控制下的有限对外开放暨广州、长崎"一口通商"之贸易形态。就输出品结构来说,广州港口大宗输出品包括生丝及丝织品、瓷器、茶叶,主要输出品为棉布及糖;长崎大宗输出品为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铜,主要输出品为俵物、诸色物、粮食。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作为两港口核心贸易输出品的生丝及白银为亚洲贸易的良好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由于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锁国体制"对两个港口影响力度的不同,广州、长崎对外输出品等级及流通范围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广州,无论是港口贸易量及额度还是贸易商品流通范围均非长崎所能比拟。然而,在近代东亚转型期来临的前夜,两座港口对各自国家社会变迁所起到的作用却大不相同,亦对后来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迥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