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配电价规制中的相对绩效比较分析——澳大利亚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在新一轮输配电价规制改革中,成功导入了以“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为核心的收入上限规制,但没有导入电网企业间的相对绩效比较分析,这与澳大利亚在2005-2013年的情况非常相似。澳大利亚输配电价规制改革经验表明,单纯导入收入上限规制并不能有效抑制输配电成本的上升,只有同时导入相对绩效比较分析才能缓解规制双方在成本信息方面的不对称,进而激励约束电网企业提高效率。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澳大利亚导入相对绩效比较分析的前因后果,然后介绍了澳大利亚应用相对绩效比较分析的基本框架及其应用特征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了澳大利亚的规制经验对进一步深化我国输配电价规制改革的启示。

效率变革视角下澳大利亚输配电价格规制改革研究

我国在新一轮的输配电价规制改革中,成功导入了收入上限规制,但是没有导入电网企业间的相对绩效比较分析,这与澳大利亚在2005~2013年的情况大致相同。澳大利亚输配电价规制改革表明,单纯导入收入上限规制并不能有效抑制输配电成本的上升,只有同时导入相对绩效比较分析后才能缓解规制双方在成本信息方面的不对称,进而激励约束电网企业提高效率。本文对比了澳大利亚在导入相对绩效比较分析前后的相关绩效指标;综述了该国在输配电价规制实践中导入的几种相对绩效比较分析方法及其投入、产出和环境变量;分析了规制机构如何利用相对绩效比较分析方法识别电网企业的年度收入要求是否合理以及最终确定收入上限的方法;探讨了澳大利亚的经验教训及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新一轮输配电价格规制改革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