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朝京察申辩禁令下士大夫鸣冤的新方式--以《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的成书历史为例

京察是明代朝廷针对两京文官的考察制度。在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举行时,这套制度已经形成对考察结果权威化的极端强调,既禁止被处分者上疏自辩,也不允许其亲友代为上疏辩解。《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的成书历史,反映了当时自认为受到京察不公正处分的士大夫及其亲友,在这种严格申辩禁令之下另辟途径,采用编刻时人相关奏疏、揭贴并附上评论文字的方式,批评京察主持者与处分结果的具体情形。这种继上疏自辩、亲友代辩之后出现的京察鸣冤新方式,可称之为“编书申辩”。

浅论明代京察制度——以万历辛亥京察为中心

万历辛亥年京察以时任主察官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于京察当日,禁止陕西道御史金明时参与其中而闻名后世。相较之下,隐藏于京察背后的明廷党派之争以及波谲云诡的政治局面,往往不为世人所关注。作为政府定期对在京官员政绩所进行的考察之一,东林党、秦党、昆党等于明中后期渐次势大的政党纠纷,于辛亥京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仍值得深入了解与探讨。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與黨爭

鑑於乙巳京察黨爭教訓,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察前妥善處置淮撫李三才去留問題,但最後卻依然重蹈覆轍。由於明神宗再三推遲察期、延發察疏,給黨爭創造了充分的條件。辛亥察前,由宣黨籌謀,御史金明時參劾吏部侍郎王圖,引發雙方辨劾,還不具有黨爭性質。然而明神宗對其放任不理,未能及時遏止,遂使其成爲遺留問題帶進京察,造成辛亥京察成爲一次異於舊例的察典。吏部尚書孫丕揚對御史金明時的不當處置埋下察後黨爭的根源。被察失意的浙、楚、宣、昆諸黨,以金明時事件爲口實企圖反噬。在反噬察疏爭辯期間,東林黨人丁元薦一疏將爭辯正式引入黨爭境地,爆發了明代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爲激烈的一次黨爭。隨著孫丕揚、王圖等先後離去,東林黨在辛亥京察中獲得的暫時性勝利化爲烏有,反東林勢力最終還是實現了察前欲去福清先去秦脈的目的,辛亥京察也成爲東林與非東林兩大勢力攻守易位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