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辛亥叙事与城市想象——论马伯庸小说《大医》的武汉书写

“鬼才作家”马伯庸的长篇小说《大医》是一部展现中国近代医疗故事的历史小说,曾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首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大医》分为上部“破晓篇”与下部“日出篇”,是马伯庸擅长的历史题材小说,主要讲述了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孤儿方三响。

儿童视野里的家庭新英雄——丁玲《母亲》的辛亥革命叙事

丁玲的《母亲》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传统女性在革命的辐射下完成现代转型的故事。这种对现代性转型的言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男性的缺席,即宣告封建权威力量的名存实亡。其次是女性的站立,通过物质层面与土地割离从而走向城市、生理层面通过"放脚"获得健康的身体、精神层面转变为倾向革命的知识女性,从而完成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破壳之役。最后是母亲角色的现代性建构,从老者本位到儿童本位的现代观念的自觉转变。小说用儿童视角让辛亥革命呈现出了冲淡的、陌生化的、画外音式的审美特征。

论《肃忠亲王遗集》的辛亥革命叙事

善耆是清朝最后一个肃亲王,也是于辛亥前后诗歌产量最多的一个亲王。他在诗歌中描绘了中原落照图、遗老思乡图等关于辛亥革命的多幅影像,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袁世凯、清王朝、日本的形象,讲述了忠心的族臣"我"从殊死奋斗到最终孤独泯灭的悲剧故事。他的辛亥言说所具有的异质性补充和丰富了辛亥叙事的文学景观,也为人们更全面地理解辛亥革命提供了第一手的文学参考。

“阿Q革命”与“二重思维”——论鲁迅《阿Q正传》的辛亥革命叙事

民初的辛亥革命书写多描绘辛亥革命对国民意识的催生作用以及国人对国民身份的体认过程,而五四时期的《阿Q正传》则戳破了这一"无缝转换"的美梦,演绎着国民意识被吞噬的过程。这种吞噬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通过"据说的革命"对"阿Q革命"的影响,演绎集体意志如何吞噬了个体意志;阿Q意识中的"暴君理想"如何从个体内部抵制了民主自由的建构;通过未庄人革命历程中的"二重思维"和"圆环结构",演绎了"旧文化"对新文明的强大消解作用。鲁迅否定的并非辛亥革命本身,而是国人的"彷徨姿态"对辛亥革命精神和民国传统的瓦解。

从神坛走下来的革命党人——论田汉话剧的辛亥革命叙事

田汉的辛亥革命叙事聚焦于革命语境下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光辉。这具体表现在,内容上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揭示"革命性"与"人性"在革命党人身上的矛盾统一;思想上通过描绘"残缺"现实与"完美"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升华出"为幸福而死"的革命哲学;艺术上围绕"人性"这一主旨完成了对民初以来革命叙事模式的突破和转换。田汉将革命党人"拉下神坛"的创作实践,代表了"五四"之后创作观念上的时代转向。

功夫英雄与家国情怀--以1990年以来“黄飞鸿”题材电影为中心

黄飞鸿题材电影是20世纪后半叶香港文化的重要标签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鑫炎、徐克、刘家良、成龙等导演的“黄飞鸿”故事出现了重要的转型。首先,黄飞鸿形象融入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主潮之中,承载了民族国家的救亡重任。其次,作为故事空间的广州与作为创作空间的香港构成了镜像关系,表征着香港与大陆在文化上的融合趋向。最后,黄飞鸿形象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相呼应,推动了香港武侠电影向功夫电影的类型跨越。

主体重塑与文化式微——论当代京味小说中旗人形象的流变

"主体重塑"是旗人文化式微的现实语境下,旗人群体的自我调整。新中国成立后,京味小说中的旗人形象经历了三次"主体重塑"过程。60年代,老舍的《正红旗下》表现了辛亥时期旗人通过"汉化"重塑自身"国人"的主体性,展现了政治原因导致的旗人文化的急剧衰落。80年代,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邓友梅的《那五》等作品展露了文革后旗人后裔在"汉化"外表下的寻根冲动。90年代以来,叶广芩《采桑子》《状元媒》等小说将旗人塑造为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剖析了社会转型中传统文化式微所引发的价值危机,表现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