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张海鹏是当代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既有充分掌握史料基础上在微观领域进行的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和严谨的考辩考实,也有宽阔宏观视野和厚重理论体系指导下对关键问题、本质问题、影响深远问题的思考与评价,还有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对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相背离的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的揭露与批判。张海鹏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兼具方法论意义和现实启发性,值得学术界同仁学习和发扬光大。

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

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华外国人极为关注,当时便著书撰文阐述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见闻和看法。震惊之余,他们虽未能完整揭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革命势在必然,并必将走向共和的各个因素。他们看到,作为历史转折点,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具有世界意义。同时,对革命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他们亦作了观察,尤其是对在“反满”这一辛亥革命特殊形式中出现的过度暴力,作了直观的披露。他们或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了解和认识了这一历史转折时刻的各种人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既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和某些客观评论,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思想立场及主观偏见。

略论吕振羽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评述

吕振羽虽长于治中国古代史,而在其史学研究中,也曾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先后对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进行过评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但由于多种原因,其个别评述还存在一些偏差与不足,值得我们在相关的研究中注意。

辛亥革命地域效应与黄埔军校——广东兴宁考察

兴宁地处粤东北偏僻山区,但黄埔军校前五期学员兴宁籍学员人数却位于广东省各县前列,而且被誉为“百将军县”。其原因有多种,客家人家族关系紧密、崇文重教及离乡外出谋生传统,孙中山在广州建政、创办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为兴宁子弟提供了外出发展的机遇。兴梅人较早赴日本,1905年十多位留日兴宁人参加同盟会,多位兴宁人参加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其中何天炯追随孙中山20年。1922-1925年陈炯明军扰乱粤东,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在兴宁作战及驻扎。两次东征的胜利,鼓舞更多兴宁子弟投考黄埔军校、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和抗日战争作出贡献,并涌现出许多优秀军事人才。这一案例反映了中国近代革命进程的本土特色和地域文化底蕴。

从清末到民国的民族救亡运动——评《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1840年始,在一次次列强的侵占和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为了拯救祖国,进行了无数次艰难探索和艰苦斗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是20世纪初中华民族写下的最早的光辉篇章。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促进了中国民族觉醒和民主精神的传播。《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一书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以及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而撰写的,于2021年出版。

辛亥革命中赤十字社及其慈善活动论述

赤十字社是脱胎于中国赤十字会、整合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而形成的慈善组织,内分医药、卫生、普济、掩埋四部,各司其职。作为辛亥战事救援的新生力量,面对腥风血雨,赤十字社“以博爱为主义”,组织救护人员,在江浙沪地区以及武汉设立事务所及临时医院,救伤葬亡;扶危济困,为饥寒交迫的难民送去温暖;创办苏州苦儿院,收养难童;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救助灾童。赤十字社的人道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改革开放后海峡两岸史家的首次接触与思想交锋——1982年芝加哥辛亥革命讨论会探析

1982年4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芝加哥举办第34届年会,经由旅美华裔学者的居中联络,主办单位专门为海峡两岸史家安排了一次“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讨论会,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各有5位学者出席,他们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及意义问题展开了争论与交锋,两岸史家首次同堂对话的实现,主要基于以下因素:第一,改革开放国策的推行与中国内地对台政策调整;第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美学术交流掀起热潮;第三,当时恰逢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第四,两岸学术竞争意识的催化;第五,旅美华裔史家的居中联络作用,对于此会的具体状况及其意义,无论亲历者记忆还是当时新闻报道,都呈现出各具立场的“我是他非”意识,台湾地区学者尤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即便如此,这次讨论会仍具重大意义,这是两岸史学界自1949年隔绝以来的首次正式面对面接触,开启了两岸史学交流之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红十字会“京会”辛亥革命救援行动述论

在辛亥革命人道救护中,中国红十字会“京会”依托协和医学堂,组织四个救护医队,“分往战地,救济军人”。同时与所属天津分会采取联合行动,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整体而言,尽管“京会”不比“沪会”那么成绩卓著,且京沪两会各行其是,没能形成“合力”,影响救护效能的全面释放,但“京会”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浅析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创作与拍摄——以《辛亥革命中的嘉兴人》为例

历史文献纪录片是一种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主题,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和现场拍摄,再现历史情景,探寻历史真相的影视作品,通过影像的力量,将过去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1]。对于历史文献题材,要首先保证其真实性,涉及内容都要求经过严谨的文史考证.

近人日记中的辛亥革命——以《吴宓日记》《辛壬日记》为中心

近代人物的日记中对辛亥革命多有记载,这些日记是研究辛亥革命过程及此时革命派与日本关系的重要资料。本文以《吴宓日记》《辛壬日记》为视角,探得辛亥革命在各地的状况,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的行动,以及不同人物对于革命的看法,了解战争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日本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1911年“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革命,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在清代的种种“前因”;也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对其后历史漫长深远的影响。从此出发,在1911年之前十年和之后数十年的“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既有其可能,又需要继续深化。在辛亥革命延长线上做思考或要特别注意:其作为历史人物“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影响,如何让“区域”成为问题以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以及如何从南北与东西的长程历史来定位辛亥革命。

文化民族主义话语与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祖国认同的构建

论文从认同建构和华侨动员的视角,通过梳理辛亥革命时期相关的报刊、文集等史料,探讨这一时期改良派和革命派如何运用文化民族主义话语来构建华侨的祖国认同,并将他们吸纳到祖国政治变革的实践中。随着清末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等政治势力,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先后将目光投向海外华侨,通过倡导儒家文化,讴歌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开拓精神,运用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赞扬或倡导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华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以恢复或保持中华文化特性,从而构建华侨对祖国的认同,争取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对他们各自政治主张的支持。

转型抑或收缩:山西票号对辛亥革命的因应

山西票号不完全是辛亥革命的“承受体”,对革命的因应是透视其兴衰轨迹的关键。作为革命策源地,汉口票帮在武昌起义前已面临严重的市场风险和经营考验。市场环境方面,汉口的金融恐慌仍在延续,而票号的业务重心已从汇兑转向存放款,这意味着稍有不慎,卷入了钱庄业务链条的票号即面临放款无法收回的窘境。经营状况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票号数量总体上呈动态减少的趋势,经营业绩更是直线下降。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深陷动荡,在汉票号通过与山西总号的互动,着力解决票据账簿的保存、业务的收缩和调整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等问题。然而,由于革命的突发性强,外加长程通信导致的信息滞后,总号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分号实际拥有了自主处理本埠号务的权限。在这一过程中,票商面对严重的社会失范,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诉求根源于其因应政治革命时的不利地位,即分号被迫收撤或迁址,金融运转被强行中断,造成大量坏账、呆账,尤其是当票商欲通过各方力量防止挤兑风潮和倒账危机的举措收效甚微时,其与新政府之间的信任隔阂也随之扩大。票商的因应机制充分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导致票号的根本衰亡,由政权鼎革所加剧的自身经营压力和动荡政局重塑了票号此后的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年票商拒绝金融转型的态度以及“缩小主义”的经营策略。在转型与收缩之间,票商理性而审慎地选择了后者,所谓错过合组银行的“历史机遇”不过是后来者对历史发展情境的理想预设。

辛亥革命后陕西首任都督张凤翙与民初陕西社会发展

张凤翙是辛亥革命后陕西军政府首任都督,他领导了西安新军起义并捍卫陕西辛亥革命的成果,在陕西摧毁旧秩序、创建民主共和的事业中,立下不少功绩。辛亥革命后的短短几年,张凤翙本着和平、统一、建设的三大宗旨,弹压会党与兵变,致力于地方社会秩序恢复,尤其注重经济与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为陕西迈入现代社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革命的对手方:辛亥革命史新探的一个学术理路

“革命”是18世纪以后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把握20世纪中国历史的枢纽。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新视角、新理论与新史料等的推动与支撑,不断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前沿和趋势。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无疑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公认的“学术高原”。

章开沅对辛亥革命研究做出的开创性重大贡献

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也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也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大解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曾经吸引了众多的史学研究者。辛亥革命刚结束,就有学者对辛亥革命进行过或多或少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辛亥革命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进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宇都宫太郎关系文书》中所见辛亥革命时期要人书信考释

辛亥革命前后,中日关系密切,是时日本政要、文教界人士、大陆浪人在清政府开展留学教育、开办新式学堂、革命党人建立革命组织、筹划武装起义等方面介入甚多。同时,日本政府亦直接参与了庚子事变、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事件。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传播触媒效应及其出版史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正值中国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过渡的重要阶段,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汇流与融合中,报刊以其不可取代的大众媒介作用和传播特性,扮演着记录者、参与者乃至建构者的角色。报刊传播的革命触媒效应得益于两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纷纷利用报刊这一宣传工具夯实其舆论阵地,另一方面上海作为出版中心所形成的大众读报时代景观提供了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与媒介互动场域。近代报刊的萌芽、成长与繁荣,是在与革命互为因果、相互激荡的过程中实现的,技术革新推动报刊商品化、制度转型引领报馆企业化、供需调节导向报业市场化三个层面的共同作用,促使报刊成为近代出版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参谋本部对华谋略活动管窥——以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的活动为中心

辛亥革命时期,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炮制了以分割中国为主要目标的谋略计划,即《对中国私见》。过往研究常把它视为陆军中有代表性的个人意见。但细致考察该计划的由来和实施情况可发现,它是宇都宫的亚洲主义观念和大陆政策合流的产物,辛亥革命前就在部分推行。辛亥革命中,宇都宫想把它上升为“日本帝国的《对中国基本方针》”,但没有得到内阁和陆军当局的支持。不过,借助参谋本部第二部的谍报体系和三菱财阀、日本浪人等部外势力,它一直在暗中推行,援助革命军、破坏南北议和、策划满蒙独立是实施中的主要活动。其过程反映出日本军、政以及陆军内部对华政策的多歧性及前后变化,对揭示该时期及之后日本侵华政策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