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是“文”吗?——兼论“辞”的文体特点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高中《语文》课本定为“文”,而当代研究著作及诗文选本中,或被归为“诗”,或被归为“文”,使得《归去来兮辞》文体归属成了疑难问题。经考察,《归去来兮辞》在宋前被归于“辞”或“诗”无异议,宋代开始有人将其视作“文”。“辞”作为文体概念时有两重含义,其一指“楚辞体”的诗,与“骚”实为一体异名,这一文体常与“赋”发生混淆。较之于“赋”,在文体形式上“辞”在句中或句末多带有“兮”字或其他语气助词;在文体属性上“辞”更多的是直接自我抒情,与“赋”以铺陈体物为主有别;文体写作上“辞”的感情流动是作品内部生发的,即所谓“潜气内转”,“赋”则多靠使用关联词连接意脉。其二指歌词,这一文体概念后来被“词”包含。《归去来兮辞》完全符合“辞”的文体特点,本质属性是诗,在当下文体分类中应该归于诗而非文。

中国写作理论元范畴“辞”论纲

“辞”是“司”的后起分化字。西周青铜铭文中“辞”与法律诉讼有关,本义为“讼辞”。东周“辞”引申出普通言辞的意义,孔子提出“修辞”概念,诸子共同建构了修辞伦理、修辞技艺和文体三位一体的修辞学说。修辞学术以语言为中心探索了怎样思考、如何表达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辞”成为一个跨界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文体学的重要范畴,被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反思和研究。这是中国写作理论元范畴“关键的一跳”。秦汉以来“言文分离”,随着诗文书写日益发展,表意单位为篇章且基于书面文辞的“辞章”概念产生。先秦修辞学演化为汉魏六朝辞章学,后者追求作品的辞藻、辞趣,偏向语言风格旨趣,窄化了写作学范围。如何赓续传统,继往开来,推进全球视域下21世纪中国写作学术的繁荣与发展,由“辞”进入,当能另辟蹊径。

论夫子的辞趣与子路在儒门的地位

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很多文献中名声显赫、地位崇高,但后世学者却多停留在“门人不敬子路”这种印象上。要想还原子路在孔门的形象、重诂子路在儒门的地位,须首先回到“门人不敬子路”说的章句文献中,考察具体语境和能指背后的所指等问题,同时须跳出一章之训解,全面审视、整体体察孔子对子路的态度;而要准确理解夫子对待子路的真切情感和实际态度,又须剖明夫子百变的辞趣、不变的心事,以及语录现场的氛围和春秋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孔子在回答子路问题和指导子路成长时,方法多样、修辞丰富,从中可以体察到夫子对子路一贯的忧虑和爱护以及策略性表彰。“门人不敬子路”的说法歪曲了先贤形象,是对经典片面理解所致。

取旧辞与引古事:萧纲骈文使事用典的文本建构作用

萧纲作品经常引经据典,尤以骈文使事用典为多。萧纲骈文用典以引成辞的语典为主,典事来源范围广泛又重点突出。使事用典是萧纲骈文文本的重要构建手段,无论是掇取旧辞,还是使用古事,都在内容上拓展了萧纲骈文的表现疆域,令其内涵更绚烂多姿,意蕴更深入厚重。引古事取旧辞是萧纲骈文书写的重要手段,不仅是构成文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语句熔铸和篇章结构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萧纲骈文使事用典既追摹学习前修时贤典范作品,又求新求变,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郑伯克段:破坏人伦秩序是大恶——公羊家亲亲尊尊复杂个案的辞法辨义

郑庄公杀死亲弟共叔段一案因为渗透着亲亲尊尊的纠结、政治与伦理的对冲而常被后世所议论,但《春秋》诠释史上却罕有论及郑伯大恶的根本原因是破坏人伦秩序。经文书“伯”而非“侯”,已有贬义,称“克”、书“段”则表明兄弟已宛若“途之人然,亲亲之义绝”。对兄弟关系诉诸武力,有违亲亲原则。不弟之辞是谴责庄公蔽于昆仲一伦。叔段是自取灭亡,其不遵臣道,当国、僭制,本就该杀。兄弟一伦崩溃,弟而不弟,兄而不兄。庄公也需要母爱,故对弟弟得宠始终心存芥蒂,明知母亲更爱其弟却依然杀之,视同间接施虐于其母,不孝之至。分析《春秋公羊传》多种辞法,可以辨析此案包含的义理来重新理解罪责的判定,进而论证郑庄公破坏血亲人伦基本秩序已构成大恶的道理,指出公羊家评价之不足。

清雅细美与浓墨重彩——胡志平演奏二胡曲《纳兰性德辞意》的美学意蕴及其他

二胡与乐队《纳兰性德辞意》是一首文人题材、文人格调、既现代又很有意味的二胡曲。文章从乐曲的创作、演出及其他,乐曲二度艺术创造的美学追求及技法表现,对乐曲一度创作的精巧构思、二度创作所体现的“文人二胡艺术”的美学追求及创新实践和作品近40年来的传播影响进行分析探究。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与莱昂修士《隐居颂》中自然书写的比较

自然书写一直是诗歌批评的重要主题,也是中西比较诗学常见的切入点,但诗歌中的自然并不孤立存在,自然是诗人眼中的自然,“物我关联”才是深刻剖析中西自然书写异同的关键。本文选择中国隐逸诗之宗《归去来兮辞》与西班牙隐逸诗经典《隐居颂》作为比较对象,从自然意象、物我互动与隐逸缘由三个方面展开比较,以物我关系、物我神关系的对照为内核,呈现中西诗歌自然书写的差异以及由此折射出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义必明雅 辞必巧丽——台湾骚体赋论

台湾骚体赋自清代以降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课题。台湾赋的整理校注工作始自2005年由许俊雅、吴福助主持编纂的《全台赋》。该书承续传统赋作形式,多记台湾形胜地景、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53篇骚体赋应用“兮”字,间有赋中系诗。赋末乱辞亦沿《楚辞》之“歌曰”“辞曰”“和曰”,有简约全篇、收尾之用。《全台赋》作者或为仕台官员或居台文人,其中少数作者具有编纂方志的经验。《全台赋》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惊采绝艳的视角,涵濡之深可见骚学之递嬗与创新。

《周易》卦爻辞所见“诚信”思想诠解——兼论《周易》的性质

诚信作为古今通义,是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周易》卦爻辞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诚信”思想,是《周易》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之一,表达集中于“孚”“躬”“贞”“允”四字。结合各类新出文献考释与“孚”“躬”“贞”“允”四字相关的卦爻辞,探析此四字本义,分析前学对卦爻辞的误释。“孚”释为“信”,大多可理解为“诚信”;释作“符合”“相应”时,表示历法与天象、天时相合;释作“信服”时,指心悦诚服;释作“仁爱”时,则表示因仁爱而让人信服。“躬”释作“信”,二字音韵、字形密切,释作“诚信”之义,卦爻辞文意更加通顺。“贞”当训为“正、定、静”,且有“贞固”之义,强调不变化、固定,符合对君子固守“诚信”之德的要求。“允”本作“果然”“确实”之义,商周之际出现了“诚信”的用法。如此释读,既能坐实《周易》本经是哲理之书,也能印证孔子解《易》思想与方法的正确,孔子重信当源于《周易》。

基于计量统计的“辞”与“词”异同辨析

“辞”和“词”属于同音、异源字,字义有同有异,由“辞”与“词”组成的同音词也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采用计量统计方式,选取8组同音词,考察其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收录与释义情况,统计其在CCL、BBC等四大语料库中的词频。在此基础上,将8组同音词分为四类,辨析其中的异同。同音等义异形词的词频是《现代汉语词典》推荐词形选用的主要依据,如“辞令”占比(80.46%)明显优于“词令”(19.54%),“辞令”作为推荐词形;同音近义异形词“辞典”和“词典”在指称工具书时各有侧重,前者可用于统称各类工具书,后者则多指其下语言文字小类;同音异义异形词“辞书”和“词书”语义分工明确,在大型词典中或可考虑分别出条;同音异体词“辞汇”在流传过程中的社会效应消失,应作别字处理。

大同方言詈辞“□[xəu^(423)]”缀本字考

在大同方言中,有多种形式的詈辞,其中有一种以“□[xəu^(423)]”为类词缀的詈词,“□[xəu^(423)]”位于词末,形成“X+□[xəu^(423)]”的结构。在以往文献中,这一类词缀一般用“猴”字表示,故此类词常描写为“X猴”。虽然该类词缀有了记录字,但是目前学界尚未对这一本字进行深入考证,缺乏说服力。文章从语音和语义两方面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和综合比较,认为这一类词缀的本字确为“猴”字。

清華簡《禱辭》補議

清華簡《禱辭》簡2“徇徇”、簡8“[石旬][石旬]”應讀爲“營營”,形容群氓來歸時的狀貌。簡3、8“■■”可讀爲“呴呴”“姁姁”“嘔嘔”“區區”,指言語顏色和樂悦好貌。簡4“父余兹邦”之“父”應讀爲“輔”。簡16“去■”及新蔡簡“叙■”、楚帛書“■”應讀爲“除去”。簡17“畜于宗社”之“畜”應讀爲“效”,獻納。簡19“蝓”應讀爲“蠋”。簡13—14“始氓以某邑之不宜,氓家及其丈人……”應斷句爲“始氓以某邑之不宜氓家,及其丈人……”。簡17—18“使此邑之三千夫,二千户”“使此邑之閒于厲疾”及“使此女之乘此美馬”的“之”可能是音節助詞或韻律占位詞,其他一些句子中的“之”亦然。簡5—6、21、23“遷諸於邑之於處”可能是由“遷諸於邑”和“邑之於處”雜糅而成,相當於“遷諸於邑、處於邑”。現在的語序與押韻需求有關。

史语所藏“类家谱”甲骨刻辞新探

自20世纪初以迄今日,“家谱刻辞”的真伪一直是甲骨学界的著名公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增多的公开讨论,使得此议题逐步获得厘清。笔者曾目验史语所藏甲骨实物,此次据以进一步复原碎甲,对聚讼已久的家谱刻辞问题再次予以检视,不仅证明了历来受质疑的“子曰”辞例于晚商确实存在,论证了“子曰某”乃是称呼子之名的一种记录,同时也发现刻手在习刻完毕后,存在刮除旧迹、更换方向再行书写的现象。本文为揭示以上文化现象提供了基于实物的理论根据。

汉武帝的文学史观察--《文选》所载诏体文及《秋风辞》创作简论

《文选》在“诏”和“辞”两类文体里不仅选录武帝作品,还将之视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体现了萧统文学批评的眼光和对于文学创作特征及文体演变的深刻把握,也是对汉武帝所应具有的文学史地位的充分肯认。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著述,有关汉武帝文学创作成就的书写是“缺席”的,应该予以重视,即以《文选》所载诏体文和《秋风辞》的创作为主要对象,讨论它们典范性的内涵以及在创作方面的革新意义,进而理解《文选》何以选武帝创作的背后的文学史识。

清华简《祷辞》“白马”神与“女乘马”仪式考

“白马”在先秦时代,不仅是神人欲求的神异之物,也是鬼神意志的传递者,在两种身份的结合下,“白马”进入祝祷、占卜的话语中,拥有了成神的信仰根基。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祭马以佐政驱灾的传统,“白马”又有沟通不同空间、不同部族的能力,在楚国封君制度各封邑亟需扩充人口的背景下,楚人融合多重祭马、用马观念,塑造了“东方之白马”神,以求其昌盛人口、祛除灾害。在对白马神的祭告活动中,具有沟通婚姻功能的“女乘马”仪式也揭示了白马神的权能。《祷辞》凡享有“女乘马”仪式的神灵,都有婚嫁生育的权能,如“君夫、君妇”就是商周以来男女合祭制度与楚地两两相偶、阴阳相配神话体系相结合后形成的配偶神。通过“女乘马”的仪式,可以让这类在婚嫁生育、疾病灾害方面具有权能的神灵保佑此地人口繁衍昌盛,不受灾害侵扰。

丝路传播:中原音乐的西流与东归——以敦煌曲子辞等为例

华夏本土音乐在丝绸之路上曾有一个先西向传至河西,而后又东渐回流的过程。以敦煌曲子辞等事象为例,可以分析华夏本土音乐“西流”并在西域受到当地文化影响后再逐渐“东归”至中原的历史,从而揭示西域音乐能为中原接受的深层文化心理基础。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图史互证法,通过重点分析曲调、曲律和乐器三方面的变迁与互鉴可以推断,中原音乐的西流与东归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即中原音乐的西流使西域音乐带上了中原的特点,又让西域音乐在东传的过程中能迅速适应中原文化土壤。西域音乐的东传,本质上是在“中原化”中实现了一种回归,由此亦可看出音乐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

梁有誉辞官考及生卒年补考

关于梁有誉辞官原因的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因病说、念母说和因严氏父子说。透过梁有誉辞官前后与友人相赠答的诗歌,结合史料和逻辑推理可知,梁有誉辞官与当时朝官恐怖逼仄的生存环境关系更大,加上远离故里,梁有誉内心纡郁难释,所以表面上以疾病为由乞归养,实际上则是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自我救赎。在陈圣争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梁有誉的卒年进行补考,得出梁有誉卒于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

在“情境”中重识敦煌歌辞

“情境”是“情”与“事”的叠加,重在借事以传情。内容丰富的敦煌歌辞里创设出万千情境,或展现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或诉说特定境遇中个人的思想感受,或呈现地域宗教的文化底蕴。歌辞的“情境”连接着歌辞作者、歌唱者的生命世界,也关乎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在“情境”中重新认识敦煌歌辞,其实也是从生活、心灵的角度再次看待历史。而受歌辞文本内部的文学发展规律和外部歌唱表演环境变化的影响,“情境”表现出由繁到简,再由简到繁的演变,但不变的是歌辞“情境”里总能传递着一份动人的人文温情。

汉初郊庙歌辞产生的思想、文化及文学渊源

形成于汉初高祖至汉武帝之世的汉初郊庙歌辞,以《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为代表,是汉家宗庙祭祀、郊天祀地的重要乐章。此文以汉初郊庙歌辞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此时期的思潮与祭祀文化、文学渊源角度入手展开论述。汉初所盛行的思潮,如“黄老之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求仙长生”等是汉郊庙歌辞产生的思想来源,而楚文化在汉初的胜利,继承以《九歌》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以及贵族文人的创作主体、浪漫主义精神等,是汉郊庙歌辞产生的文化渊源。所以,汉初所盛行的思想、祭祀文化是汉郊庙歌辞产生的渊源,而汉初郊庙歌辞的存在,映照着这一时代思想、祭祀文化的发展面貌,它们互为联系且相互影响。

论人才社会性流动的司法保障——以事业单位辞聘难为例

从顶层设计到法律构建,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劳动合同法》为标志,我国人才社会性流动规则已成体系,但司法保障问题依旧严重。以事业单位人员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争议处理为例,《劳动合同法》第96条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沦为僵尸条款,特别是聘用制人员被迫辞职的法律适用被忽视。加强人才社会性流动的司法保障是实现人才强国目标和自由择业权的必经之路,亟待清理妨碍人才流动从而影响司法裁判的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司法解释。同时,应当确立“有利于人才流动”的法律适用原则,要求裁审人员从整体上把握由人事立法、劳动立法、单行职业立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构成的人才流动规则体系,提高职业素质和法律适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