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与审美书写

文学是传统士人安放心灵的最佳精神场域,隐逸则是其理想的身心栖居之境。通览历代泰山辞赋,隐逸虽非士人的主流思想意识,然其中所蕴含的幽微而细腻的隐逸情怀却映照出辞赋作者所思所想的另一向度。泰山辞赋的隐逸表达启自六朝;至唐宋,泰山已然成为赋家疏解穷愁烦酷的理想之地,“登泰山”“履崔嵬”“荫白云”“听石溜”系士人“心隐”之外化;元明清三代,隐逸情怀于王朝政治的宏大书写中时隐时显。赋家体物咏怀以传达对隐逸人格的持守与向慕,松柏系其敷陈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隐逸情志的主要物象与审美客体,泰山秦松在蒲松龄笔下形塑出忘怀仕隐的审美形象。

王阳明辞赋作品对屈赋的借鉴

王阳明有十四首(其中一首仅存题)辞赋作品流传于世,其赋作深得屈原赋作精髓,主要表现在:在形式上,阳明赋作在语料使用、句式选择、意境营造、典故创设等方面对屈赋进行大量借鉴与模拟;在内容上,阳明赋作在表达其德性高洁、忧国忧民以及思慕圣贤之治等方面与屈赋精神一脉相承,可谓是屈原之异代知音。

倡优与鹦鹉——汉代辞赋家的身份认同

汉代辞赋家的身份评判可以大致分为隐约的正面和鲜明的负面。隐约的正面是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家评价,赋具有《诗》一般的讽谏意义;鲜明的负面则以扬子云为代表,认为赋是雕虫小技,更进一步辞赋家是“倡优”“俳优”而已。唐代纪唐夫“凤皇诏下虽霑命,鹦鹉才高却累身”巧妙道出了鹦鹉的才高却不讨好的尴尬地位,用来形容汉代辞赋家的自我认知再合适不过。臣民的态度如此,君主的态度则是暧昧的,表面是对辞赋家的正面评价,实则也包含着隐约的负面话语内涵。总体来说,皇帝对辞赋家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恰好在臣民产生明显的分化,这也是汉代君臣对辞赋家的认知,也是辞赋家自我的身份认同。

从蔡邕的辞赋创作看汉魏文学的演进

蔡邕的辞赋上承东汉下启魏晋,其辞赋创作代表了当时汉魏文学演进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首先,蔡邕在辞赋中开始大量描写女性,尤其是将女性作为审美对象以及情欲描写,此点对魏晋南北朝美人诗赋影响颇深;其次,不同经学家,身为文人的蔡邕更侧重于诗、赋,在辞赋中描写自己沉浸的琴棋书画的日常生活,使文人趣味、闲情逸致开始进入士大夫的描写范畴;最后,蔡邕“聊以游意”的辞赋观,更是集中体现了以辞赋为余事的态度,开启了后世文学中的闲情书写。

古代辞赋反映的物理认识

辞赋是古代文人写物言志、抒发情感的一种文学体裁,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古人对物理现象的认识,可以弥补其他文献史料之不足。文章讨论了古代辞赋中关于时间、空间、力学器械、声学、热学、光学等物理现象认识的内容,分析了其物理意义及历史价值,由此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人的物理认识水平。

针灸辞赋与学术传承

针灸辞赋是古代针灸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例如金代何若愚的《流注指微针赋》、窦汉卿的《标幽赋》和《通玄指要赋》、明代泉石老人的《金针赋》以及不署撰者的《百症赋》、《玉龙赋》等均是针灸学中的经典文献。但针灸中的辞赋只是直陈其事,即采用辞赋的形式着重阐述针灸理法方术的内容,目的主要在于学术知识的传承,与文学作品中的辞赋多借写景记事以抒情言志的性质完全不同,辞赋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和手段,强调求真求实、重在知识传承构成了针灸辞赋的基本特征。在针灸发展史上,针灸辞赋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成为针灸启蒙和传道授业的常用工具。本文探讨了针灸辞赋在针灸学术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和学术价值。

骆鸿凯赋学刍论——以新发现的两部“辞赋史”为中心

骆鸿凯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其以“小学”为文学,楚辞学、“文选学”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从新发现的大学辞赋讲义《辞赋源流》和《辞赋史》,探考其成书过程、内容及刊刻时间,并借此来观照骆氏对赋的起源、发展及其句法、音义的系统认识,在当时古体文学批评的大背景下辨析其对辞赋批评的继承和发展,略窥骆鸿凯学术研究的另一侧面。

成公绥的辞赋创作与魏晋玄风

魏晋时期,玄风盛行,带来了思想潮流与美学风尚的新变,成公绥的辞赋创作对玄风影响便有明显的反映。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精神自由,在赋作中重视自我人格的展示;二是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世界万物,注重辨析自然物的存在特点,体察其自然存亡之理;三是在艺术表现上,使用虚实结合、类微喻大的手法,在实与虚的变化中创作出超脱独立的艺术境界,在描绘微物与寄托深旨中酝酿出深长的意蕴。

《文心雕龙》在屈、宋辞赋批评上折衷诸家之说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屈、宋辞赋批评,可以看出其主要方法是折衷。从经学角度辨析屈、宋辞赋时折衷诸家之说。从赋学角度考察屈、宋辞赋时,从辞赋体制和功用的角度阐释屈、宋作品,从辞赋源流的角度论证屈、宋的贡献,揭示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在论述屈、宋与赋体创作规范问题时均折衷诸家之说。在揭示屈、宋辞赋表现方法、艺术风格和特色时,分别在阐释屈、宋辞赋夸饰之法,赋比兴手法,风格和特色时折衷诸家之说。因而其批评研究超越了前人,远比两汉、三国、两晋以来诸家的屈、宋辞赋批评研究深刻、周密,也启发了后人,开启了屈、宋辞赋批评的新视野。

曹植“辞赋小道”再探

曹植所提出的“辞赋小道”说,乃是在建安二十一年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为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规避政治风险、维护政治权益的一句道白。虽有违心的成分,但确实也符合当时处于政治上升期的曹植之心态。

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汉代到唐代是中国辞赋文学发展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段,而这个时间段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说成型的时间,即由五宫体系逐渐演变成三垣二十八宿体系。辞赋文学从诞生的初期就与天文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既反映出古人独有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重视。然而,天文学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天文学说的演进,辞赋中的天文书写也会出现变动。因此,辞赋的天文书写会涉及到不同的学说以及概念,文本背后的知识面貌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掌握相关的天文学说以及知识是理解辞赋的先决条件,而文本背后的纵深仍需要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和研究。如此,回归历史语境,才能把握和体会古人的文化、思想以及观念。

清小说《绿野仙踪》中辞赋的形态、艺术效果及其成因

李百川的《绿野仙踪》体现了明清小说“文备众体”的特色。但相较分布于这部小说文本的固定位置且发挥固定作用的诗、词、曲等其他韵文体裁,其中辞赋的呈现相对更为形态多样、手段灵活。藉由引用、改写、自创的途径,出现在十个章回中的逾三十条有关赋作、赋论、赋选资料,共同形成了一套显示俗中见雅、寓庄于谐的鲜明审美特征的辞赋话语。《绿野仙踪》的辞赋融入在文学史上颇具典型意义,当时的尊赋观念、考赋制度和赋学状况是前提和背景,而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安排、叙事技法运用的需要则是内部驱动力。通过此小说文本中的辞赋形态、艺术效果与成因的发掘,不仅折射出其时的辞赋接受和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更能有助于深化小说的文本解读,从而为明清小说中文体互参的理论总结提供借鉴。

宋玉赋象的首次整体书像呈现——评《宋玉辞赋书法作品选》

王玉书、曹炳然主编的《宋玉辞赋书法作品选》,收入了13位书法家以宋玉的16篇辞赋为创作题材的18幅各体书法作品,用不同风格的书像表达了对宋玉辞赋思想与艺术的理解与诠释,是宋玉辞赋的首次整体书法再现、宋玉赋象的首次整体书像呈现,在“文学书像论”和“赋与书同体批评论”的视域下检视,该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

永嘉南渡文人辞赋创作特征及成因论析

永嘉南渡文人辞赋作品数量不多,分布也不均衡。题材上,以描绘山川风物、地域的体物赋居多,情志赋相对较少;形制上,小赋与大赋并存,以体物小赋为主;功能上,多半具有明显的娱乐、消遣倾向。永嘉南渡文人辞赋创作风气不盛,在题材、形制、功用等方面呈现出上述特点,缘于当时政治局面、江南自然环境以及辞赋发展趋势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櫽括成赋:清代辞赋创作新路径

櫽括是源于宋代的一种文学创作手法,清代文人将此法引入辞赋,创作出櫽括赋。针对不同篇幅的作品,櫽括赋的创作手法各有不同。针对长篇诗文,需要在声律、谋篇、叙事顺序等方面作一些修改调整;而对短篇诗文的櫽括,则须发挥艺术想象,进行较大幅度的“扩写”。櫽括赋的产生与清代中后期赋家拟古、游戏的心态以及律赋的繁荣有密切关系,但受限于櫽括体与赋体的文体龃龉以及櫽括体日趋卑下的文体地位,櫽括赋始终未能形成大规模创作。櫽括赋是清人对辞赋创作路径的开拓,同时也体现了辞赋与诗文的文体互参。

回顾与前瞻:金元辞赋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学者开始重视金元两代辞赋研究,包括对金元辞赋的总体研究、个案研究,以《古赋辨体》为中心的研究,辞赋与赋论文献整理,赋学史与文学史中的金元辞赋书写,金元科举试赋制度研究等。在文献整理与编撰、赋史书写、赋论、赋集、科举与试赋等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仍有值得开掘的空间,如金元辞赋中蕴含的文化与社会意义以及辞赋本身的文学研究(包括语词、音韵、主题、文学接受、艺术手法、文学价值等内容),是金元文学研究的宝库。金元辞赋研究存在的问题也较多,主要涉及没有系统的赋论文献资料整理、辞赋研究不均衡也不成体系、研究方法和思路不新颖等方面。未来需要继续加强金元辞赋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校注,在赋论文献基础上构建金元辞赋理论框架,继续加强金元辞赋的文化史考察,建立更加系统的金元辞赋研究体系。对于金元辞赋研究的系统回顾,有助于理解当下金元辞赋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对金元辞赋的进一步研究也有纠偏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丝路视域下的汉代辞赋创作

丝路文学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然而鲜有对丝绸之路开辟初期,两汉辞赋的观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地丰富了汉代文人生活,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珠玉、鸟兽、植物、技艺很快引起两汉赋家的注意,他们将视角转换到丝路物象上,拓展了汉赋的题材,提高了辞赋的表现艺术,丰富的物象世界也推动了赋体风格的转变。

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庾信辞赋及其辞赋观的先导意义

历来对于庾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赋作品的评价以及关于庾信本人行迹的考辨等方面。事实上,庾信的辞赋观念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庾信前后期的辞赋创作,分析了庾信的辞赋观念,指出:庾信前期的赋学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汉赋作家曲终奏雅的套路,对辞赋的讽喻功能尚有一定的体认。而他后期提出的“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则体现了他对往代文体的清醒反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反映了向诗之现实主义、骚之发愤抒情传统回归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