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达观下的写作教学——基于课标“表达得体”的思考

“辞达论”是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辞达”即在认知清晰的前提下立意,再通过精练的语言“表意”,强调表达的“准确”性,讲究表达中的技巧与必要修辞,但要避免过度修辞而导致“表意不明”。“辞达论”对于中学生写作具有一定启示,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让学生领悟其义理,学会“表达得体”,不失为写作教学的一次创新探索。

苏轼论“辞达”的审美表现

一 苏轼对于美学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在创作前必须有触于中,自然产生感兴,随物赋形,首先要了然于心,即在脑中形成完整的审美意象,而且还在于他提出了然于心不等于了然于口和手,要转化为艺术形象,在审美表现上还必须作到“辞达”。 他有三处谈到“辞达”。 他在《答王庠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止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孔子“辞达而已”的语言学解读

孔子言语简约,一句“辞达而已矣”曾引起后人的极大关注。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辞达”,见仁见智。就语言的运用而言,“达”指表达、传达,也可指畅达、通达,还可指理解上的通晓、明白;它不刻意求“工”,但也不反对文饰。孔子的言语理论和言语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孔子的“辞达”,绝非单一的传达、表达或通达、明白之意,而是“达其所欲达以期于达”的简略表述;它涵盖了言语动机、方式方法、目的效果等多个层面,蕴含了传情达意、表达流畅、兼求修饰、通晓易懂等多个意思。

“辞达”说的里程碑——苏轼“辞达”说论析

自从孔子提出"辞达"说之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在对"辞达"说纷然的阐释中,苏轼的观点全面而又深刻,显得非常突出,堪称整个"辞达"说解读历程上的里程碑。苏轼所标举的"辞达"说,包括标准、内容、基础、形态等几个方面,其地位和作用是历史性的、承前启后的。

“简而有法”与“辞达而已”:对比鲜明的两种文法论范型

欧阳修与苏轼虽然同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交谊甚厚,但二人文章学思想并不相同。欧阳修"简而有法"说植根于其儒学思想,与其史家身份相符,是对经学命题的文章学转化;苏轼则对"辞达而已"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赋予"辞达而已"以"随物赋形"、"以无为法"等新内涵,将文章写作导向纯艺术化。前者深受"立言不朽"观念影响,力求以文立制,文法上精益求精,后者则追求文章写作中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以审美为旨归。因此,"简而有法"与"辞达而已"实为对比鲜明的两种文法论范型。

苏轼的“辞达”说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散发着许多重要的散文创作理论。本文讨论了其中有关散文语言表现形式的“辞达”说。苏轼借孔子“借达而已”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不刻意修饰，却能准确把握自然之神韵，达到“随物赋形”、“文理自然”的境界。同时，在自身的创作中，苏轼也是如此实践的。

“辞达”新解-论金圣叹的诗学理论

金圣叹的《唱经堂古诗解》标举"辞达"理论,提炼并刷新了"辞达"说,表现出一种理论分析的自觉意识。"辞达"说以"严整与神变"作为其结构理论的最高端,从诗歌分体整观和连锁圆通的综合结构上擘画,是金氏以"分解"致"辞达"的方法特点。"辞达"理论表达了金圣叹关于诗歌文本结构的整体意识和审美理解,构筑了一个颇具创意的诗学思想,标志着金氏诗歌结构理论的建立。这种大气而别致的诗学研究,开启了清代诗歌鉴赏批评的新思路与新方向。

略谈苏轼“辞达”说的学术背景

苏轼"辞达"说是在宋初关于"言"与"文"之关系大讨论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围绕对扬雄的评价,形成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文学阵营。苏轼与司马光、王安石甚至乃父苏洵推崇扬雄的观点不同,他继承王禹偁、欧阳修的观点,批判了扬雄式的艰涩险怪文风,弘扬了平易质朴的文风。苏轼的"辞达"说的政治背景是策论考试,文化背景是蜀学,其美学指归是质朴。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别开生面,倡导"随物赋形",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

论苏轼的“辞达”创作理论

苏轼的"辞达"是他对孔子"辞达"说的创新和发展,是他一生从事文艺创作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只有细心观察,抓住事物特点,用心体验和反复构思,才能写出辞达意畅的文章来.

孔子“辞达”观新论

"辞达而已矣",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后世学者对其进行了多种阐释,歧见迭出。其实,孔子的这一命题不仅仅是对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更是包含着丰富的修辞学思想。"辞",在先秦时期,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话语言说单位。"辞"是"积词成辞"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言说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包含复杂多变的语境和言说对象,因此,要达到"达"的标准并不容易。孔子的"辞达"观体现了先秦时期儒家传统的修辞理念,即修辞不只是语言文字的技巧性言说,还承载着道德的伦理精神和现实的人文关怀以及深刻的哲学体悟。这也表明中国古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且富有汉语特色的修辞思想。

《论语》“辞达”观产生的伦理基础及其影响

《论语》中首先提出了"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一儒家运用语言的基本原则,对传统语言学的建立,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为了达到"辞达"的目的,《论语》中并不排斥"文饰"。"文质彬彬"就是强调文质相应,华实相符。《论语》的"辞达"观,和儒家的道德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论“活法”之“辞达而已”发微

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是后世文学创作"活法"说的最早源头,但它给后人带来了理解上的两个困惑:一是"辞"的所指和"达"的含义,二是"辞达而已"的句读问题。后世很多人提出或认同、或反对、或修正的观点,对这句话的表面含义及内在蕴含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

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辞达”说

先秦时代,是我国修辞理论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出现专门研究修辞的著作,当时的修辞理论只是零珠碎玉般地混杂在哲学、史学、逻辑、政治等学术著作中,但经过梳理归纳之后,便可发现修辞理论比较丰富。有些理论由于当时提得比较笼统而模糊,致使后代修辞学者理解不一,争论不休。这种角度不同、各持己见的争鸣,一方面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修辞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修辞学的繁荣。本文论及的“辞达”说,就是历代学者谈论不休、见解有别的一个重点修辞理论课题。

苏轼对《文心雕龙·定势》的继承和发展——以“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为中心

《文心雕龙·定势》提出的"定势"理论对古代文论的发展影响深远。苏轼提出的"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就贯彻了"定势",即情之"势"、体之"势"与言之"势"的理论,并予情之"势"一个完美的注脚、为体之"势"注入新的内容、使言之"势"达到一个新高度,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创见。

苏轼“辞达”说的创造性

苏轼的“辞达”说是对孔子“辞达”说的创造性发挥，是苏武一生创作实践的总结，是他文学思想最成熟的表现，是他独特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更多地表现了他文学思想的创造性。

论道家思想对苏轼“辞达”说的影响

"辞达",是儒家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苏轼对"辞达"说的阐释全面而又深刻,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作用。而苏轼解读"辞达"说所持的通达态度,又明显地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即试图对这种影响做一浅略的分析和梳理。

“辞达”论与孔子的实用主义文艺观

孔子提出"辞达而已矣"这一论题之后,历代学人从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了或浅近或深入的阐发。而从"辞达"论与孔子的实用主义文艺观的交叉点入手进行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辞达"论体现了孔子的实用主义倾向,表现在追求言尽意的表达效果,重视"辞"在政治、外交活动中重要作用的发挥及其所发挥的效应,以及力图借助有德、有仁之言辞提升与表现君子的道德修养。

苏轼“辞达”说新解

"辞达"一说最早见于孔子,中年以后苏轼对这一理论命题加以阐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视野。苏轼的"辞达"说乃以"意"为终极指向,是北宋文学发展与其自身经历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在苏轼热情倡导文学创作真实自然的同时,隐含着的亦有他立言以不朽的执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