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家“辟佛”失败及现代省思——以祸福观为中心

韩愈“辟佛”一个重要的面向即是对佛教因果报应祸福观进行批评,但在理学家看来(尤其是程颐),佛教威胁主要在于性命道德之学而非崇像设教以求福报的行为,因此致力于宇宙论、本体论及心性论等形上学领域建构。其间,程朱陆王等人或以命论,或以公私义利之辨,或以天人感应论,或以心灵圆善对佛教祸福观作了回应,但清代僧人明玉和部分汉学家却对理学家“辟佛”的整体作用进行否定。究其缘由,理学家“辟佛”走的是士大夫“上行”路线,与平民阶层渴望赏罚分明、公平正义的政治文化诉求截然相悖,因此难以改变佛教因果报应说在民间盛行现状。更为重要的是,理学家以道德解释祸福的理论路径无形中混淆了政治与道德的边界,放弃了建立合理分配和弱势补偿等现代化制度的可能。

李觏辟佛思想诠论

北宋思想家李觏面对佛教盛行的局面,立场严正,坚定辟佛,应当视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个辟佛儒者,而不是亲佛儒者,更非阳儒阴佛之佛士,其辟佛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时代特征。从辟佛的载体来看,他既撰有专门论文排佛,又利用儒者文人身份,独辟蹊径,以“佛记”反佛。从辟佛的思想脉络来看,他接续排佛传统,以礼义胜佛,开启了兼具纵贯的历史传统与横摄的现实礼义“十字打开”式的两大辟佛脉络。从辟佛的内容与形式来看,他明辨儒释,联“道”抗佛。他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角度辟佛,以经世致用为思想后盾,以儒术政治为排佛策略,深揭佛教弊端,诉诸现实政治,开显社会人伦大用。总之,李觏在保持儒家本色的同时,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辟佛之路。在文化冲突与交流并存的今天,全面反思李觏辟佛思想,对于确立文化自信,挺立文化自觉,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辟佛与融佛——韩愈儒释观新论

面对"末学驰骋、儒学式微"的现实,在应对佛教挑战问题上,中晚唐儒士满怀复兴儒学的自觉意识,或标榜道统,力主辟佛,或主张"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两者表异实同,都服务于同一时代主题——复兴儒学。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表辟而实融,表面上标举道统,力辟佛教,而在思想层面,又融合佛教义理,丰满儒家心性理论。辟佛层面虽是老调重弹,但又有标新立异之处——立道统;融佛层面,提供了新的范式来丰富儒家心性论的内涵。

《野叟曝言》辟佛斥道思想论

在儒、释、道互融互补的演进历程中，历代文人既秉持儒学传统，又纷纷兼习释、道，形成了“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大批恪守儒学正统的文士，则视佛、道为异端，极力排诋，创作出大量辟佛斥道的作品。清夏敬渠的长篇小说《野叟曝言》是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部文学作品。本文分析了夏氏辟佛斥道思想的鲜明特征，阐述其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作品在文学表现上的特点。

朱熹人心道心论的辟佛意旨

伪古文《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宋代理学道统观的经典依据,也是宋代理学家依托经典诠释其心性论与工夫论的重要文本。朱熹集宋代理学大成,他在解这十六字时,针对当时佛教禅宗思想对儒学的影响,自觉到儒家的宗旨和使命与禅宗不同,具有明显的辟佛意识。朱熹人心道心论的辟佛意旨,主要不在佛教禅宗本身,而在于它对儒家士人的影响和对儒学理论与实践的渗透。朱熹辟佛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使命自觉,是理学成熟的表现。

论苏轼交佛、辟佛、融佛及禅学思想对他的影响

苏轼一生辟佛而又交佛、融佛,看似矛盾,其实有其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其交佛与辟佛都是有选择的,所交者均为融儒于佛之高僧,所辟者为有碍周孔之教且于治世无补之俗禅,苏轼此种作为有其时代文化背景。读苏轼诗文,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佛禅思想深深地渗入其骨髓之中。

王船山的“辟佛”与“传佛”

船山先生的佛学因缘始之于"辟佛"以"习佛",终之于"习佛"以"传佛"。其"辟佛"的目的旨在扭转那种在明代已与"浮屠"之说相"窃附"的阳明之学返归于儒学正道——张子横渠《易》学;而其"传佛"的成就则集中凝聚在他别具匠心地妙用了华严宗的"判教"之法、善于因袭明末诸家法师"融会性相二宗"的习佛时风而撰写的《相宗络索》一书。

韩愈辟佛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

隋唐以来,面对佛教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作为儒家士大夫代表的韩愈,从夷夏之防、三纲五常、经世济用等方面对佛教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试图捍卫孔孟之道,恢复“独尊儒术”时期儒学的社会地位。韩愈依据佛教之法统建立了儒家之道统,并借助于佛教之义理创立了儒家之心性学说。正是在韩愈辟佛思想的影响之下,宋明理学开始对作为异质文化的佛教进行了改造和吸收,形成了系统的理学思想。韩愈之辟佛同样影响了16世纪末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们使用辟佛的方法以避免与中国文化全面为敌。同样,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不论在《破邪集》还是在《圣朝佐辟》中都将天主教置于“夷”的位置,与之进行论辩。从宗教批判是宗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方面来看,韩愈之辟佛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韩愈辟佛的三种形态

韩愈辟佛有破有立,其有三种形态:一是根据交游僧侣品行才华的优劣,分别展开攻击与诱归还俗;二是在物质层面警告佞佛的后果极为严重,侵伐民力将导致亡国灭身;三是在理论上破释立儒,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上,认为儒家之道是保持人类社会繁衍发展之大道,而释氏之清净寂灭反可引诱人群之灭绝,并发明《大学》,重建道统。

佞佛·辟佛·诋韩——兼谈《大藏经》对韩愈反佛的写叙

佛教对中国文化之影响,可谓深矣。它从异域传入,与传统中国文化差距甚大,因而不断遭到传统道家与儒学的抵制和反对,儒释道三家矛盾尖锐,斗争复杂。在众多的反佛儒士中,韩愈是最英勇的斗士,这是一般人公认的。但在佛家的著述中对韩愈这位卓越的反佛勇士及他震惊唐代的辟佛壮举是如何评价的呢?在佛教巨型丛书《大藏经》中,对此有生动的说明。佛教徒们普遍对唐代统治者佞佛盛况作了形象的描绘,有的著作中对韩愈等人反佛的坚决态度也有较客观的报道,而更多的是把坚决辟佛的韩愈视为狂士,看作洪水猛兽,不惜运用大量篇幅,对之进行谩骂、

郝敬“辟佛”与其价值

晚明佛教盛行,甚至危及到了儒家的正统地位。经学家郝敬以弘扬圣学为职志,采取遍注群经的方式,意图以经书为理论基础从事“辟佛”活动。郝敬展开“辟佛”之路径有二:从思想来源上,郝敬指出佛教一些精密论点蹈袭自儒家;从社会效用上,郝敬认为佛教理论空寂无物,违背人伦。郝敬的“辟佛”进路由外而内,分别就前儒的经书阐说方式和修养方式进行了反思,建构了他的经世思想,号召人们重新关注现实生活,这促成了晚明经世运动的勃发。

韩愈以“辟佛”立论性情观的建构与困境

在儒释关系问题上韩愈没有"援佛入儒",其祖述孔子,调和孟荀,试图重新建构起儒家的性情论。一方面,他区别了性与情的本质。认为人性固有的本质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是人性为善的内在根据。韩愈视"性"为先验,并且试图打通"道"与"性"的隔阂,确实所立甚高;另一方面,为了抗衡佛老,韩愈构建起"孔子—孟子—荀子—杨雄—韩愈"的人性论传承谱系,试图以人性上的道统来证明儒家人性论的合法性。他"以一统三",统合孟、荀、杨于孔子的"上智下愚不移"说,构建起不同于汉儒的"性三品"说。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先天性善与后天恶行的矛盾,排除了下品之人弃恶向善的可能性,性的先验性与善的普遍性在现实人生中无法得到贯彻,最终导致了性情关系的破碎。

攘斥佛教,复兴儒学:韩愈辟佛思想论

唐朝中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发展和民间道教的兴起传播,儒学之前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并呈现出衰微的景象。佛教思想的深刻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修行方式的简易化使得其能迅速传播开来,并对儒学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面对佛教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地位挑战,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学知识分子本着自身的使命感,对佛教展开全面的批判,并试图恢复儒家的"道统"和捍卫儒学的社会地位。文章通过对韩愈辟佛理论的研究,分析韩愈辟佛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并探索在上承两汉经学和下启宋明理学的中唐时期,其提出的"道统"思想对于儒学复兴的贡献。

论方孝孺的辟佛思想及其动因

明初佛教迅速走向世俗化,给儒家辟佛提出新的挑战。方孝孺的辟佛论针对佛教盛行的原因,从有破有立的角度出发,既驳斥了以轮回学说为代表的佛教思想,又提出了化解佛教的对策唯有弘扬圣贤之道。而方孝孺辟佛的动因在于防止佛教动摇儒家的存续,以及保护儒家在社会秩序建立方面的胜利果实。因此,在佛教问题上,他对于士大夫群体和一般民众都十分关注。不过,方孝孺并没有客观看待儒佛关系,其儒本位立场决定了他不能真正解决儒佛之争。

论朱熹的“辟佛”思想

唐末宋初的辟佛运动,导致两宋时期的佛教内部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呈现出以智圆、契嵩、宗杲等大德高僧采用不同的方式浸染儒典的现象。一般认为,这种背景对朱熹早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于这种判定,自然离不开北宋时期"儒与佛合"的杂糅现象。需要指明的是,这种现象最终导致了朱熹既要区分佛老与儒家的杂糅现实,又需要完成"融道佛儒"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不应只将朱熹的"辟佛"简单理解为二程的"反佛",以免对其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因此,对朱熹辟佛思想的过程与结论需要进行重新的梳理。

从儒佛之争到“理学”之争的转变——以朱熹辟佛的得失为中心的考察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辟佛亦超出宋明诸儒,而成为批判与抗拒佛教的显要者。他对佛教的态度历经了从礼佛到疑佛再至援佛,直至最后的辟佛与拒佛这一理路的转变。朱熹对佛教的批判虽存在合理之处,但其中不乏有诸多误解,并由之对佛教产生抗拒。朱熹之辟佛对维护儒家的地位虽有益处,但其中的弊害亦不容忽视。朱熹借辟佛排斥异己,特别是由对佛教的批判进而转向对心学一系的批判,加剧了儒学内部的分化;更为重要的是其辟佛对文化的多元性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而只有全面地审视朱熹之辟佛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得失问题。

韩愈辟佛思想在宋明的接受与影响研究

唐代以来三教并习的社会风气盛行,统治者又屡兴崇佛之风,使儒道呈现“衰微”之势。韩愈先后写出多篇诗文表达重拾儒家道统、排斥佛老思想的倡议。韩愈辟佛思想并不是独创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然而与前代排佛主张相较,韩愈辟佛思想有其独特之处。

从经史之学到道学:再论北宋思想史上的辟佛说

以“辟佛”论为中心,以思想史的方式,重新考察了北宋时期的儒佛关系,对北宋儒佛关系史上几大重要却为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进行论究,对以往学术史的相关讨论提出了较为重要的修正与补充。探讨了欧阳修论史、修史思想中的辟佛论,揭示了北宋以史辟佛的类型。以王安石的经子合观论为例,阐明了王安石的新经学与佛学之关系。对于北宋道学的辟佛论进行了分析,讨论了道学辟佛论的思想源流与哲学方法,特别指出道学没有完成对佛教哲学的有效批判,使得宋代儒佛关系呈现出更为曲折与复杂的现象。

二程辟佛与理学建构

理学的形成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在理学创始人二程那里表现尤为明显。二程出入佛老数十年而后返归儒家立场，并基于强烈的护教意识及延续儒家道统的使命感对佛教展开了尖锐批判。不过，二程辟佛并非只有单向的意义，它同时也为二程构建自己的理学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二程理学的核心范畴及重要命题，都是针对佛教的错误倾向、通过对儒学展开新的诠释提出和形成的，

胡寅辟佛思想的方法论辨析

儒佛关系问题可以说是所有理学家一个共同的心结。在胡寅那里，辟佛更是成了其毕生的志业，他激烈的反佛斥佛思想大多凝结于《崇正辨》一书中。胡寅对佛教的批判往往是通过揭示儒佛的区别来实现的，因而崇儒与反佛的相容与纠缠，成为《崇正辨》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