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

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先秦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术公案。学者大多注意到了儒墨相互否定与排拒的一面,但对在批评中接受对方的另一面则关注较少。事实上,墨子学于儒家,所以"非儒"才能切中要害。墨子若学儒不深,则其非儒则无力,影响也难以超越儒家。孟子的"辟墨"更是如此。他要首先深入墨家思想,然后才能作出深刻的批判。他接受了墨家的天的至善性,把天与人贯通起来,否定了其外在的宗教意义;他批评墨子的兼爱是"无父",指出其实质是把亲人当路人,击中了墨家兼爱思想的要害,大大丰富了仁爱思想的内涵;他在对抗墨子的"非乐"思想中,大力倡导"与民同乐",使"乐"成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他在批判墨子"非命"思想的同时,以"浩然之气"的大丈夫风范,积极倡行儒家学说,并以"与时俱变"的姿态超越了墨子。孟子的辟墨表现出否定和接受、排拒和融合、对抗和超越相统一的特征。结果,墨学精华尽入于儒;此后,墨家再无反击之力。

清中期学人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与论争

清代中期,墨学逐渐复兴,孟子辟墨引起了当时不少学人的回应,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相关论争亦随之展开且持续不断。抑孟挺墨者主要有毕沅、汪中、俞正燮等人,而辟墨挺孟者主要有翁方纲、张惠言、黄式三等人。这一围绕孟子辟墨所进行的学术争鸣,真实反映了当时学术文化演进中传统儒墨关系结构的新变化,从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清代学术文化启蒙的可能性与墨学复兴在其中所发挥的功用。

庄、孟“辟杨墨”新探——兼论儒道身体观之差异

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意识性取向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始终以修身为本。对该论断的佐证,在先秦儒道两家文献中比比皆是。单就身体本身来说,道家身体观将其视为"道"之直接体现,故主张"顺性命之情"、"安时而处顺";儒家身体观视其为人文化成之展示场,故主张"克己复礼"、"修己以敬"。有趣的是,儒道旨趣虽然不同,但在成书时代接近的《庄子》、《孟子》中,皆有"辟杨墨"之文字被保存下来,所论皆与身体之对待相关。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窥见两家身体观之差异与各自特点。

孟子辟杨墨新探

孟子"辟杨墨"是儒学史上影响深刻的一次学术辩难。后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对孟子的表现推崇备至,甚至将杨朱学说的散佚与墨家学派的终结均归因于这场论战。笔者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为了支持笔者的观点,有必要分别澄清这次辩难中所涉及的三方之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三者各自的得失。此举或可为构建新型人际关系理论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德》《墨子》字词献疑三则

文章对上博简《三德》《墨子》中的几处文字释读提出了新的意见。第一,根据上博简《周易》及相关传世文献资料,文章认为上博简《三德》简17中的“■”当读为“不”,“会”当读为“合”,“合亲”见于《左传》《管子》《说苑》等文献,意即聚合亲族、使亲族和睦。第二,文章认为《墨子·尚同下》“辟百姓之毁”中的“辟”当读为“被”,遭受之意。第三,文章以简帛文字资料为参考,认为《墨子·非攻下》“以争诸侯之毙”中的“争”字当为“爰”字之讹写,“爰”读为“援”,援助之意。

张惠言墨学观辨说

当代学界存在对张惠言墨学观的误解现象,这主要源于对《书墨子经说解后》的误读。张惠言信奉儒学,可谓是封建社会的"真儒"。他对待墨学,是基于传统的儒家立场,将墨学视为异端邪说而力主辟除之。《书墨子经说解后》集中反映了张惠言的墨学观,尊儒辟墨是该文的主旨取向。

“杨近墨远”与“为父绝君”:古儒的国—家观及其演变

孟子“辟杨墨”在先秦思想史上很著名,也是理解儒家定位的一个重要坐标。但是《孟子》文本中的“杨近墨远”倾向却引起后世的许多歧见。笔者将此事置于“周秦之变”的社会背景中,参考各家解说,认为这场思想冲突的实质是当时社会变迁所涉及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即权利问题。孟子辟杨墨,并非是要在杨、墨之间搞折中。对“拔一毛”之权属谁的问题,古儒的主张是个人及“天下”皆非本,即在权利问题上既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大共同体主义。这与郭店儒书中所谓“为父绝君”的说法一样,体现了古儒的小共同体本位政治观。把这种观念褒为“天下主义”、或者贬为“特殊主义”都是不对的。应该说孟、杨、墨都提出了一套普世性的伦理规则,就此而言他们都有所谓“天下主义”情结,但是三种规则彼此冲突。而古儒的小共同体主义与杨朱个人主义的距离相对较近,与墨翟及后来的法家两种大共同体主义的距离更远。理解这一点对认识中国传统后来的发展及当代的转型都有重要意义。

申述孟子辟杨墨之意义

孟子辟杨墨意义极其显明本无俟乎申述惟自来学者有谓其言太过不合“於人何所不容”

试论孟子辟许行的进步意义

范文澜同志说:“孟子一生辩论,影响最大的在于辟杨墨,但有较多进步意义的却在辟许行。”(《中国通史》第一册)孟子辟许行那的次著名的辩论,记录在《孟子·滕文公上》里,这就是有名的《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简称《许行章》)。让我们重读这一章,看看孟子辟许行的进步意义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孟子义利观新探

“义”,与“利”的关系如何,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义者宜也”,一般指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利”指利益、功利。早在先秦,我国哲人们从深究宇宙之理转向探讨人生奥秘时,义与利就作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而孟子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则一直被视为尚义反利、主张义利的绝对对立。冯友兰先生写道。“儒家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孟子特别强调这种对立。”任继愈先生认为:“他(指孟子)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辞海·哲学分册》载有:“至孟子讲仁义,则根本反对谈利,宣扬义和利的对立。”笔者以为,如果说孟子尚义还比较合于事实的话,

孟子与《孟子文献集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世对发扬孔子之道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非孟子莫属。孟子以雄辩著称,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他以辟杨墨、弘扬孔子之道自任,有很强的道统意识。虽然,其后荀子学派对孟子有比较激烈的批判,但进入汉代,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一流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孟子表示肯定,或受到孟子思想的一定影响。汉代开始就有学者给《孟子》作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注本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也是他最早把孟子尊为“亚圣”。

中国儒学的孟子时代

历史之河流如同汪洋大海,总是充满了跌宕起伏。儒学自产生之后,几经波折,在历史的烟云中穿梭,有喜亦有悲。也许这正验证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原理,作为存在的万事万物总是处于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之中,儒学的命运在其中轴线上上下徘徊,然而谁也不能阻挡其随时代前进的步伐。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为万古伦常立极,其后墨子＂非儒＂,火力全开,遂使儒家跌入低谷。孟子辟杨墨,道性善,倡仁政,重振儒家雄风,此后,儒学之于中国文化的主干地位再也无人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