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与《辨宗论》

谢灵运是"顿悟"派的坚强支持者。刘宋王朝建立后,世家大族虽然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政治上却沦为皇权的附庸。世家大族出身的谢灵运,深切感受到这种落差,这也就使他的宗教信仰中心向佛教偏移。出身道教世家的谢灵运,没有系统深厚的佛教理论修养,使得他在选择接受"顿悟"还是"渐悟"不同学说时没有传统佛家的理论束缚,因而敢于和固守传统经律的僧俗对垒。谢灵运本身的聪慧也是他持顿悟说的原因。谢灵运有"才",也有"傲物"表现,但说他"恃才傲物"却未必如此。观谢灵运的种种表现,许多进身显贵的机会都是他主动放弃的,与其说他恃才傲物,毋宁说是政治上的觉悟。他显然悟到了门阀世族地位的深刻变化,不愿随着皇权政治的风云变幻而上下翻腾,因此,永嘉一沉,即使后面有多次机会,他也不愿意再乘机升浮了。比起王弘、谢晦等人在宦海沉浮,谢灵运是大觉大悟者。《辨宗论》是谢灵运佛学著述之一。儒学与佛教、顿悟与渐悟、真知与假知等内涵及关系,是谢灵运在《辨宗论》中与僧友讨论佛教问题所涉及的内容。这些具体的佛教内容,又蕴含着抽象的哲学思辨,这就是《辨宗论》的价值所在。

谢灵运《与诸道人辨宗论》辨识

谢灵运作为一个玄学中人,作为生长于玄学氛围中的谢氏贵族后嗣,由于时代因缘与自身命运,他一经应世即在思想层面碰到佛学的挑战。如果说在与慧远的交往中,大谢以玄理解构了神佛论,那么《与诸道人辨宗论》的意义则在于他极其宽容地指出并吸纳了道生所传大乘涅槃学,有机吸纳道生之学以充实玄学圣论,同时又以宏大的心智捍卫了玄儒的立场。从《与诸道人辨宗论》一文中,今天既可以看出大谢作为玄人的思维历程,也可以见出佛学在玄学背景上生根的真实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诸道人辨宗论》应是佛之涅槃学中国化过程中士人思想的珍贵资料。

谢灵运《辨宗论》与晋宋顿渐思想之发展

支遁、道安、慧远小顿悟说依旧译般若立论,以《放光般若经》十地前六地为渐,七地声闻地为顿,体现了三乘次第、由小及大的理念,灵运即受此影响。僧肇小顿悟说依新译般若立论,以《大智度论》七地不退转菩萨为顿,体现了直入大乘的理念,法勖受此理念影响。道生大顿悟说则依《法华经》会三归一理念立论,以成佛为顿悟,法纲、王弘、慧琳依此而与灵运论辩。《辨宗论》诸人旨趣并非传统认为的灵运持顿,他人持渐,而是诸说“顿”义有别,灵运所持顿义,较之道生新说仍只是“渐”。

谢灵运的诗与玄——从《辨宗论》中的“宗极”与“凭无”读谢公山水诗

玄学与佛学曾就“宗极”问题展开论战,谢灵运《辨宗论》是玄学家基于“得意忘言”而融合、超越佛学的努力。谢灵运不仅借用了王弼的“体无”以折中孔释,而且开创了“凭无伏有”的思想,其“物我同忘”的思想开程颢《定性书》之先河。谢灵运山水诗之美可归因于其顿悟理想与个人体验之间的张力。谢灵运是玄学之殿军、二程之先声,也是早熟的禅宗。其思想继承了“佛性普遍”和“顿悟成佛”,却无“平常心是道”,以至必须独自面对“顿悟无阶梯”的千仞绝壁,这种求悟不得的痛苦反而成就了一种新的崇高感和诗歌精神。月作为超越的崇高之象在中国诗歌史中首度出现,这可能与谢灵运润色的《泥洹经》中的月喻有关。谢灵运的诗歌是其情理未融、心迹未冥的自我剖析与精神写照,是玄学家的一次颇具哲学史价值的自我书写。

未曾遗忘的顿悟成佛论之先行者——试议竺道生与谢灵运的佛学思想交汇

顿悟成佛论是我国佛教禅宗的核心思想,中国佛教史上都以六祖慧能为其先觉,但在中国佛教史上以佛性论为依据最早提出顿悟成佛论的却是南北朝时期的高僧竺道生,其新说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共鸣。同时期的著名文人居士谢灵运作为竺道生顿悟说的追随者和积极倡导者,对竺道生的新说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宣扬,并著《辨宗论》等文对顿悟成佛论所遭到的非议加以辩证和维护。

佛学理趣与南朝文章

佛教约自东汉明帝时由西方传入中原后,便与儒、道等共存,以致于思想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魏晋玄学兴起后,佛教则与之相互影响、相互融通并渐趋合流,隋唐时期又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方立天《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说：＂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魏晋时在当时玄学的支配下,日益与玄学唯心主义思潮相结合,佛玄合流,后来它又反过来给玄学唯心主义以影响,丰富和发展了玄学唯心主义,

视角的差异——20世纪有关谢灵运年谱传记观点之研究

一、前言年谱的编撰,《汉书·艺文志》载有《古来帝王年谱》五卷~①。但该谱影响不大,甚至至唐代均未再出现类似文献。欧阳修(1007~1072)《新五代史》则有《十国世家年谱》,然其形式则类似《史记》以来之年表,由此猜测,《古来帝王年谱》亦当是同类形式之文献。不过,《宋史·艺文志》则记载了各种年谱,由此可知年谱乃是宋人开展的新形式文献,其或又称为年表,但与《史记》之年表不同,不能因编年形式而随意混为一谈。然而,相对于陶渊明(约365~427)、韩愈(768~825)

“大顿悟”说与谢灵运山水诗的运思模式

谢灵运被誉为中国山水诗的奠基人。他的山水诗写作与其佛学思想有密切关系,对此,前人已有所讨论,但对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却乏细致说明。考察谢灵运的作品可见,在山水诗写作的初期,他承继道生思想,提倡“大顿悟”说,区分了“真知”与“假知”,指出“真知”与“假知”的“常”“暂”之别,进而主张“有无一观”的“真知”之“悟”。这一主张在其山水诗所采取的“山水并置”的运思模式与较大篇幅的连续铺陈中有所体现。具体言之,谢灵运对“真知”“假知”的分辨,偏向从外悟道,有助于推及山水实践。谢灵运描述“悟”的状态为“有无一观”,与其“山水并置”的运思模式相符。而他对“真知”“假知”的“常”“暂”之判,则与其山水诗中连续铺陈的手法有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