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性与杜甫咏物诗的辨体意识

叙事性是杜甫咏物诗体物艺术的重要特性,通过研究杜甫咏物诗对叙事性因素的调度与重组,可以看出其诗创作的辨体意识:古体咏物诗和近体咏物诗分别依托词句形式和章法结构选择不同的叙事策略,形成了不同的叙事节奏与风貌;物的客体属性会影响诗歌体式和叙事策略的选择,并最终使物呈现出不同的神韵风度;咏物组诗则构建了内在的逻辑线路,在文本复加的结构中完成组合叙事。杜甫在充分发掘诗歌体式特质和功能的过程中以“事”写“物”,从而实现了传形入神、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李慈铭论诗中的辨体意识及其批评史意义

李慈铭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文人,其淹通经史,好臧否人物,诗学成就颇高,诗学评论亦鞭辟入里、深切时弊。李慈铭的诗学思想和批评实践中的辨体意识,意在矫正晚清诗坛之弊。其论诗中的辨体意识更在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刻意淡化流派论,打破具有绝对权威的诗歌创作偶像,以客观的创作规则立范,打破了唐宋诗之争以来诗学批评往往为矫一弊又生一弊的弊端,体现了李氏在知识失范的时代秩序化的追求,渗透着批评家的选本意识,也是诗学大总结时期透露着近代理性主义哲思的兼宗的诗论意识。

独秀与共生——文类视域下笔记小说刍议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最早形成并最早被官方认可的小说体式。从文类层面而言,笔记小说延续了先秦的学术传统,以笔记文体形式书写,史料性和学术性是其主要特点,记录、丛谈、辨订是其行文方式,知识性是其本质属性。由于其处于古代小说河流的上游而独秀一枝。然笔记小说在许多方面与文学性小说皆有相通之处,从文类层面来看,其知识谱系、取材范围、文体意识、题材类聚习惯、博物观念等与文学性小说皆共通一致。这表明笔记小说与文学性小说处于一个文类共生的语境之中,二者之间的互文性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本民族特色的重要端口。

论张岱的诗文创作观

张岱针对晚明文坛因袭模拟的弊病提出诗文创作需有“冰雪之气”的审美理想,即要求作品有主体精神灌注其中,艺术上清新空灵、气韵深厚。他追求“独立不倚,别出手眼”的创作个性,显示出他作为文学家的自觉和定见。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亦坚持批评家需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张岱小品文以空灵晶映、率性自然著称,而其诗兼具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劲折奥衍、古朴平实之风,其诗文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反映了他的辨体意识。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作为诗人兼古音学家,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同受李氏诗学影响,七子派吸取格调说而建立了更严格的模拟理论;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派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颇有影响。明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多样态。

关于《文选》与《文心雕龙》文学观的同异问题——《文选》与《文心雕龙》比较(下)

《文心雕龙》与《文选》之“文”的范围大致是相同的。这体现着南朝人对“文”的共识:以集部各体为“文”。从功用上看,《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学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虽或多或少因之于两书的性质不同,然其主要的显然是著者(编纂者)对“文”本身价值取向有别而来。《文选》只严“体”之界,而不像《文心雕龙》那样重视严格意义上的辨体。这主要是昭明太子与舍人文学观的不同而分别反映在《文选》与《文心雕龙》上所致。

元代歌行论略

学界对元代歌行的研究较少。其实元代几乎每部诗集中都有歌行的创作,且数量庞大,别具特色,值得深入研究。元人有很强的辨体意识,他们明确将歌行视为诗之一体,对歌行的演变源头、作法与风格也进行过理论探讨,促进了其歌行的创作。较之唐宋时期,元代歌行在题画、酬赠、异域风土等主题内容上有新的突破。在艺术技巧方面,元人多采用诗序一体的写作模式,增强了歌行的叙事性,又频繁使用散句,表现出较强的可歌性。元代歌行是多元文化共存互融的实践标本,对后来明清时期的歌行创作造成了一定影响。

韓愈詩中的鳥意象與困境書寫

文章以烏意象爲線索考察了韓愈詩歌中的困境書寫,多角度呈現了韓愈的詩歌創作與人生經歷,爲理解韓愈的志向品格、詩歌風格提供了新的視角。文章認爲,以韓愈爲代表的中唐詩人在繼承前代文學傳統的基礎上,以交叉的方式開拓烏意象的内涵與表現形式,藉由烏的飛鳴表達困境中的種種情形,並以文爲戲,追求暢盡。韓愈的文學實驗也警醒我們應當反思文學研究中的'文獻性原則',探尋文學本身的意義。

新诗标题的现代变革

现代诗歌标题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是现代诗歌意义的重要元素,在诗歌创作中为诗人所普遍重视,在诗歌鉴赏时被读者首先关注。中国古代诗歌标题形态在漫长的诗歌史中相对稳定,在逐渐强化的辨体意识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制题的固有模式。新诗标题在诗歌现代转型中逐渐摆脱了古诗制题的传统定式,标题与诗人个性和作品风格特点发生了紧密的关联,标题的意义被大大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