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赋辩体》赋体解读理论的渊薮与构建

《古赋辩体》的主要成就是在解读“赋”时实践了“六义”理论。赋体“六义”理论与实践虽然直接受到朱熹及元前其他文人对“六义”在诗中的研究与实践的影响,但从《古赋辩体》结集成书的角度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应是祝尧“六义”辨体的重要理论渊薮之一。此外,祝尧对《古赋辩体》的理论构建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继承朱熹的“三义”分析法,并在朱熹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到“六义”分析;二是祝尧意识到“六义”分析法对赋体解读上的不足,因此在辩证“诗”“骚”关系确立“楚骚”正统性的途径下,援骚入赋。

许学夷生平与《诗源辩体》的刊刻及影响

许学夷是晚明江南最有影响的诗论家之一。他不为官、不从商,潜心诗学,倾其一生之力创作完成了《诗源辩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许学夷一生居于民间,既不依附权贵,也不攀附学术权威,显示出“负气而多傲”的性格特征与独立精神;《诗源辩体》两个版本刊刻的艰难过程,正是因他的“草根”身份与不依附权贵的品性所致。虽然《诗源辩体》在清代影响有限,但并不能掩盖它的学术价值以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找准“视点”找好“落点”——以《石壕吏》为例谈古诗词辩体原则教学

古诗词作为我国独特的文化艺术样式,在教与学中需要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创作本位审美的辩体原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杜甫自制新乐府组诗《石壕吏》的解读,能更好理清其“叙事”的特性。诗歌中利用老妇、军吏和“我”的视点进行叙事情节的呈现,三个视点交织融合,因果鲜明,带来极具震撼人心的艺术魄力。借助此诗及原则推及知人论世外部探析,找准“视点”,找好“落点”,有效深化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

《古赋辩体》与明代辨体批评

《古赋辩体》不仅是一部辞赋总集,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辨体批评著作。全书融赋选、赋史、赋论于一体,以古诗之义和吟咏性情为标准,以小序、题解为主要批评方式,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体例严整、富于理论价值和思辨色彩的辨体批评体系,对明代复古论者辨体意识的张扬,以及以总集、序题等方式展开辨体批评等风气,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

对《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的原因,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两点:一是清人认为该书基本承袭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属复古派、格调派一类,故对《诗源辩体》评价不高、重视不够。二是作者身为布衣,《诗源辩体》的影响因而受到限制。笔者以为另有三个因素可加以考虑:第一,《诗源辩体》作为总集,选诗部分失传,影响了《诗源辩体》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有密切关系;第三,许学夷的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到确立,从而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

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辩体》的写作缘起

本文主要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与批评背景。《诗源辩体》是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种种倾向而产生的。明代前期以《唐诗品汇》为代表,许学夷评其述源流、序正变方面“率多谬误”。又批评明代中后期几种论诗倾向:偏重学习齐梁、晚唐诗的一派,以杨慎为代表;只提倡学习《诗经》与汉魏诗的一派,以徐祯卿为代表;袁宏道的“背古师心”与钟惺等人的“诡诞相尚”是其反对的第三种论诗现象。针对上述种种诗学状况,许学夷特别强调辨别体制的重要性。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大都深受祝尧"祖骚宗汉"复古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祝尧所论也多有补益,有的对其未曾涉及的领域有所论述,有的对其偏颇与矛盾之处有所更正,有的还扩大了学习古赋的范围。虽然这些赋论由于缺乏系统性,历来关注较少,但对于元后期辞赋的复古思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视为对祝尧赋论的补充。

《公孙龙子·指物论》非对辩体论

从语言表述上看,《指物论》与以对辩体写成的《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三篇,写作风格迥异,并没有表现出主客双方之间的对诤风格。从研究内容上说,它明显是针对《墨经》的指物观而作,核心在于阐明名物关系。因此,《指物论》并不是对辩体。

《古赋辩体》之前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前的元朝赋论分为北方赋论与南方赋论。北方赋论上承金朝,对金朝律赋基本持否定态度,比较激进的一派如郝经等大力倡导和创作古赋,主张上溯楚、汉古赋,影响到祝尧"祖骚宗汉"的提出;温和一派如王恽等则把律赋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对唐宋律赋颇为赞赏,希望革除金朝律赋弊端。南方赋论上承宋朝,对宋朝律赋也有批评,赋家普遍提倡和创作古赋,应是元廷恢复科举之后,如刘壎,其赋论以宋朝议论说理的文赋为古赋,在南方赋家中颇有代表性,这与祝尧对宋朝古赋的批评不同,影响到祝尧对古赋的"辩体"。

许学夷《诗源辩体》对曹植诗的批评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作为明代复古派诗论的集大成之作,其诗学思想基本继承复古派,主张师法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重视诗之体制、格调等,但其在诗歌的正变之辩等方面亦不乏创见。如许氏认为曹植诗与汉诗相较,已体现出"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体既整秩"而"事由创撰"与"体既端庄,语复雅炼"等特点,并认为曹植工于诗作等。由此也折射出许氏的一些诗学思想:其认为汉、魏之诗有异同;他主张"审其源流,识其正变",以"情兴"论诗;并主张"体制为先",强调体制规范的变化,以"本色"论诗。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中医辩体调质护理干预对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究分析在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中采取中医辩体调质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从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本院收治的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中抽选120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分组方式选择单双数法,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患者例数均为60例,护理方式分别为中医辩体调质护理干预和常规护理干预,对比两组临床护理干预效果。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认知功能、角色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认知功能、角色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明显更高(t=3.353、3.518、3.541、2.772,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危险因素、运动知识、摄钙知识、体质保健知识等骨质疏松症知识水平的认知评分差异不大(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危险因素、运动知识、摄钙知识、体质保健知识等骨质疏松症知识水平的认知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486、3.174、3.044、2.829,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差异不大(P>0.05);护理后,观察组明显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451、3.080,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98.33%)明显高于对照组(88.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821,P<0.05)。结论:在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中采取中医辩体调质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骨质疏松临床症状,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值得应用。

论《诗源辩体》的陶诗研究

许学夷《诗源辩体》认为陶渊明诗歌的巨大成就在于其高度的原创性,也在于其写意性,在于其真率自然,在于其理胜气足;陶渊明、谢灵运虽然各臻其妙,但陶诗高于谢诗;陶诗对后世影响深巨,许多著名诗人学陶仅得其一。《诗源辩体》关于陶诗的许多研究在当时推陈出新,独到深刻,个别论点今人仍未超越。

论《诗源辩体》的汉魏诗学观

在主张文学复古的道路上,明代'后七子'代表人物李攀龙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较'前七子'更绝对。李攀龙等人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浩大,把明代文学的复古思潮推向极端。李攀龙诗歌,'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明史·李攀龙传》)[1]面对如此局面,与'后七子'同时而稍后的著名学者许学夷虽受复古思想影响.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祝尧《古赋辩体》的宋赋观论略

宋赋观是祝尧《古赋辩体》辨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辨体、后评文的宋体赋批评理念;分赋之文、取文之赋的选篇源流论;恶俳以成文、尚理而失情的价值论。这些观点贯穿于宋体小序、赋家小传和赋作解题之中,彼此映证,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内容赅备、体系严整、有理论深度的宋赋辨体批评体系。祝尧的宋赋观,既为宋代辞赋批评做出了理论性总结,也对明代的宋赋批评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诗源辩体》中的唐代七律诗论

唐诗学是明代诗学的主体,七律研究是明代唐诗学关注的热点之一。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成为了明代唐诗七律研究的总结之作。

近三十五年《诗源辩体》研究述评

以复古思想为核心的晚明诗论著作《诗源辩体》,历经当代近三十五年的重视和研究后,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中的价值和地位。截止2018年底,两岸对《诗源辩体》诗学思想的成就展开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对《诗源辩体》唐诗观与汉魏诗观的关注,相关探讨成果斐然。但囿于许学夷复古派的诗学思想,目前研究对其"集诗学之大成"历史地位的认识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对其汉魏六朝诗学观的探讨也缺乏整体性的观照。

《诗源辩体》对韦柳五古的接受及其诗学意义

许学夷是明末著名诗论家,其《诗源辩体》注重考辨诗歌源流、正变,是一部重要的诗学著作。其对韦柳五古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是对“唐体之小偏”的韦柳五古承继陶诗从而形成萧散冲淡风格予以肯定;二是对韦柳五古进行了同中有异的辨析;三是对韦柳五古高下之争给予独到而富有辩证性的论断。许学夷认为萧散冲淡是韦柳诗风之同,而柳之“沉郁”乃韦所不及,“无色声臭味”则是韦之特色。这种接受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韦柳五古的认识、推动韦柳五古的经典化,更在整个韦柳五古接受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同时,这种接受也反映了许学夷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格调诗学的突破和发展,从而彰显出明末诗学思潮复归开放、多元的重大转变和理论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