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名析理：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

"辩名析理"是中国古代解释经典的方法之一。如果从"辩名析理"角度看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其所辩之"名"包括:集百家之言提供"辩名"的基础;在文本里开展田野工作,寻求《墨辩》逻辑学之意义。其所析之"理",引入两个"新学",即西方逻辑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出西方逻辑框架下的墨家逻辑和先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逻辑。这两点是建国17年研究中国逻辑史学者的共同特征。我们认为逻辑观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先决条件。

辩名析理:文化研究与学术规范——兼论殷海光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模式

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方法论,为了避免不着边际的空谈,辩名析理的逻辑实证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史家殷海光融合了中西学术研究的方法,其中在概念界定、文本分析和模式建构等方面对当代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辩名析理”:冯友兰对郭象《庄子注》的解读方法

"辩名析理"是冯友兰解读郭象《庄子注》的哲学方法,其提出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冯友兰认为郭象的"辩名析理"的方法具有提高精神境界的功能。此与郭象本人的思想相对照存在疑问。冯友兰本人在对郭象思想的解读中较为重视"辩名析理"方法的运用,但实际上此种方法又具有其自身不可或缺的两面性。

辩名析理:郭象注《庄子》的方法

辩名析理是郭象注《庄子》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魏晋玄学通用的方法。本文从辩名析理与魏晋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关系着手，分析了辩名析理这一方法的基本内容、产生的学术背景、时代特色及郭象的具体运用和这一方法在郭象构筑其“崇有”“独化”思想体系中的意义。作者提出，通过对中国传统注释经典方法的研究和梳理，总结发展出可与西方现代解释学对话的。

柏拉图“理念论”与名家“名实之辩”的分析比较

作为西方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哲学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而他思想的核心部分,无疑是他涉及理念与实在的理念论。在与柏拉图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古代中国,诸子百家之中的名家关于名实之辩的思想,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某种相合之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理念论”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白马非马”“离坚白”等思想之间所蕴含的相通之处与不同之处,从中获取有关共相问题的深层次知识,以期更好地探究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孟、荀人性观及论争之实质——基于“名实之辩”而作的考察及诠释

本文旨在解构两千多年来的一个传统观念——孟、荀之争是人性善恶之争,并基于此对孟、荀之人性观作出重新把握和诠释。本文认为,传统的推论犯了一个前提性错误,把原本不确定的、本属结论的概念当成了确定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和前提;孟、荀人性论之争,绝非如文字、表象所直观显示的那样是"性恶"、"性善"之争,而是一场基于当时语境的名实、概念之争,亦即"性"概念如何使用、"人之所以为人者"如何命名之争。

名教自然之辩的理论变迁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 辩在魏晋 时代的独特展现，因而也就是对人文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持“名 教本于自然”论。他通过化当然为自然而建构道德本体，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儒家价值体系 ，但对理性的作用未能作出适当的定位。嵇康、阮籍持“越名教而任自然”论。他们强调自 然与主体的内在意愿相融合，这样名教的合理性就发生了问题，结论必然是超越名教，其末 流流于放纵无行，完全丧失了个性自觉。裴以“崇有”论著称，其理论将人生价值与社会 责任相联，突出了名教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一面，也对颓弊的士风有所匡正，但对名教现实缺 乏批判精神，有因顺现实、政治说教的倾向。郭象持“名教乃自然之迹”论。一方面，他用 “自性”(性分)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强调了人文原则。另一 方面，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 象这里，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 合，从而为其个体道德学说的阐发廓清了障碍。

名实之辩与韩非法治思想

"名实观"是诸子百家建构其政治主张的不容回避的理论前提,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名实之辩"为韩非名实观的形成提供了浓厚的土壤。在"何以为名"方面,韩非既吸收了儒家的正名论,主张以名为首,通过以法正名来批判儒家的以礼正名,强调尚法而不尚贤。在"何为名本"方面,韩非吸收了道家的"以道为本"观,发展成为"以法为本",实现了"法立而不用,刑没而不行"的新"无为"论。在"何以为实"方面,韩非借鉴了墨家的经验主义作法,将"取实予名"发展成为"循名责实"的参验论,采用了墨家的尚同思想,主张"上法而不上贤"。对韩非名实观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出韩非法治思想形成的独特逻辑与时代特点。我们既要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聚讼纷争,同时也要关注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先秦“名实之辩”的语言哲学意义

如果全面审视东西方历史文化的话,可以真切地认识到:语言哲学在中国。先秦时期所奠定的中华民族文化,其鲜明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而最能够体现人的本质属性的语言,也就很自然地、最先地进入到了诸子百家的认识视野之中。他们以“名实之辩”为根基,就语言本体言意之间的匹配关系、语言对事物客体的指称效能、言语主体对于言与行的处置掌控、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共变等等,都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讨论辩,构建出了语言哲学的系统理论学说,由此延伸出的丰富多彩的理论方法更能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符号与政治的名实之辩

本文回溯了符号与政治、话语与权力、元符号与意识形态等辩证关系,通过考察若干符号在学术和政治话语中的蕴含,既揭示其社会传播的生成,又力图为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正名"。

先秦语言名实之辩流变述略

先秦诸子对语言问题的讨论有错综复杂、相互交错的流变——孔老发轫、墨子承上启下、惠施和公孙龙拓展、庄子深掘、荀子集成,还有其他诸子参与其中,使得名实之辩成为主流,表现为显性特征,言意关系从暗流、浮出到凸现,构成了先秦语言发展的大致轮廓。

语言哲学视角下先秦“名实之辩”分析

言语行为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为现代语言语用研究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而早在先秦时代激烈的百家"名实之辩"中就初显端倪的中国古代语言哲学思想,竟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思想有颇多暗合之处。

论先秦名辩的伦理特征--以儒道墨为例

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蕴含语言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要素,道德伦理性是贯穿于诸子名实观的精神主线。诸子学术是以建立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秩序为主题的,这一先秦学术主旨决定了儒道墨对名实问题的思考是对言语行为价值、宇宙本体、政治原则、社会伦理作出的整体思考。从伦理角度关注先秦名辩问题,对于探讨先秦社会道德伦理意识如何影响语言运用以及语言使用如何塑造社会心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先秦的名实魏晋的言意之辩

本文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评价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两个重要范畴──名与实、言与意分别在先秦和魏晋时期争鸣和辩论的情况，分析了其代表人物哲学思想的得失，以及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贡献。

先秦“名实之辩”略议

所谓“名实之辩”主要是指我国先秦时期发生的一场关于袭达思想、论证真知的思维规律的论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场关于名词概念和具体事物，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大讨论。

庄子与名实之辩

在先秦哲学的名实之辩中,庄子的地位是特殊而重要的。他虽然和老子一样都反对名实统一,然而无论在问题的出发点还是论述的方法上都有别于老子。他以怀疑的态度,考察了主体的认识能力,发现主体要受到来自自身和外部条件两个方面的限制,这是名实不能统一的真正困难所在。尽管庄子的结论并不可取,可他讨论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对人类认识的发展却颇有启发。

魏晋名理学与辨体批评

中国古代辨析文体名理、关注创作主体个性与文体关联性的做法与魏晋综核名实、考辩才性的名理学思潮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古代辨体批评经历了从识人向识文的转化,沿着辨文体名理和辨才性风格两个方向纵深发展,大体遵循着从“辨实”到“辨名”,“辨名”到“辨理”的思维路径,且延伸发展了辨析文体风格、辨析才性与文类的关系等独特批评方式。一方面,魏晋“辩名析理”的名辩之学极大地刺激了文体类型学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名理学中的“才性之辩”则有利地促进了创作主体的自觉和文学风格学的形成。探究魏晋名理学与辨体批评的渗透流衍关系有利于我们阐释古代辨体批评生成演化的内在机制,从而更深入地把握古代文体思想的精神气质与民族特色。

嵇康玄学思想与魏晋名教政治

魏晋清谈前期,非止理论空谈;故论者玄学思想,亦紧密联系政治。汉魏政治,一转而有刑名;魏晋政治,一转而有名教;魏世思想,无脱名教世政之中心。出身寒门而党于曹氏的嵇康,在魏晋嬗替之际表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论旨,不仅在于突出了玄学的转换,更在于行蕴其中的政治抗争。个中所谓“狂而刺切”,所谓“有疾而然”,皆嵇康置身司马氏篡政之政治反对派的思想催陷。要之,嵇康个性最明,倾向最明,而一归于清谈玄旨与政治之关系亦最明。

郭象“名教乃自然之迹”论——兼论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的冲突在玄学中的解决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 ,因而也就是对人文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论 ,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 ,裴危页的“崇有”论 ,都只是片面强调了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两者之一 ,只有郭象提出的“名教乃自然之迹”论 ,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一方面 ,他用“自性”(性分 )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 ,从而强调了人文原则 ;另一方面 ,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 ,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看来 ,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 ,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 。

先秦的“言意之辩”

"言意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论争之一,也是一个涉及语言哲学的理论问题。以先秦"言意之辩"为切入点、勾勒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语言与客观对象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并由此凸显出中国先秦哲学家们对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先秦的"名实之辩"主要是在认知领域讨论语言与客观对象的关系,"言意之辩"则是在"名实之辩"基础上的思想上的转进,主要涉及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人的关系,讨论问题的层次有两个:一是具体的语用层面,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表意功能,二是在哲学层面,语言对于形而上问题能否把握,如果能,又如何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