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诉讼辩审冲突看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以“2015第一磕”事件为视角

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法官与律师,彼此间一方面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共同法律追求,另一方面由于庭审立场的不同又常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以发生在广东的"2015第一磕"事件为视角,通过对审辩双方冲突样态的整理与分析,可进一步探索法官与律师缘何产生辩审冲突?在面临辩审冲突时又应如何寻求和解思路,共筑法律职业共同体。

刑事诉讼中的“辩审冲突”现象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辩审冲突"的存在体现出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中所存在的缺陷,也影响了司法的公平公正性,如何妥善解决刑事诉讼中的"辩审冲突"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本文首先从辩护律师非正当辩护行为、辩护权未得以有效保障以及人身权受损害三个方面阐述了"辩审冲突"的基本表现;其次从辩护律师自身角色定位出现失控、律师与法官在职业转换上存在不同的阻力以及缺乏行之有效的惩罚措施三个方面阐述了刑事诉讼中存在"辩审冲突"的根本性原因;最后从提升律师与法官的职业素养并引导双方实现交流互动、完善监督与惩罚制度同时建立对等的主体关系以及塑造新型辩审关系三个方面阐述了破解"辩审冲突"的基本方法。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犯罪主体认定的“辩审冲突”问题研究

通过对近11年103份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判决书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适用数量在显著增加,而司法实务界对该罪犯罪主体的认定也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围绕“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人员”两类犯罪主体的认定,辩护方与审判机关存在明显的冲突,而在冲突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对信义理论与市场理论的误读。我国在立法方面实际上已经明确秉持信义理论来限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犯罪主体和刑法边界的立场,而在刑事司法方面辩护方和审判机关都应当坚守文义解释的基本立场,对“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人员”两类犯罪主体,分别基于特定职务属性和严重违法性的基础进行解释,以减少“辩审冲突”并推动“辩审良性互动”。

刑事诉讼中的“辩审冲突”现象研究

"辩审冲突"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根据形成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可以将实践中的"辩审冲突"分为三种类型,即程序问题上的"辩审冲突"、证据问题上的"辩审冲突"以及诉讼行为方式上的"辩审冲突"。"辩审冲突"的产生原因有多种,部分法官和律师的行为不当是引发冲突的直接原因,中国社会背景的变迁、改革话语与审判实践的分裂、法院权威与社会预期存在差距以及相关制度的内在缺陷则是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辩审冲突"现象的存在,不仅损害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影响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还对刑事诉讼的制度变革有一定的影响。对"辩审冲突"的治理,需要多措并举。随着相关改革的推进,"辩审冲突"将会逐渐消失,未来需要考虑如何确保律师的有效辩护问题。

论辩审冲突下律师的执业困境——兼谈《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

律师的执业困境多年来一直未能得到改善,在刑事辩护领域尤其突出。律师与法官的争执为我们揭开了本就不太和谐的辩审关系原貌,近几年辩审冲突加剧,法庭秩序一再失控。《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在这种情况下出台,对于抑制这种混乱现象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不得不说,就中国的法治现状而言,这项条款的适用还是容易发生问题,使用不当将会恶化律师本就不佳的辩护环境。第37条的推行可能会让执业环境更加恶化,对于这潜在的问题我们还需审慎对待。只有不断改进不足,朝着符合司法改革的方向发展,中国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诉讼环境。

审辩冲突产生的原因及解决路径

审辩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群体与律师群体两个层面,一是直接冲突,二是间接冲突。审辩冲突现象的产生导致司法的尊严受损,折射出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体现了审辩关系的扭曲。要消解审辩冲突就要消除辩护律师的质疑,就要清除影响法官公正审判的各方面障碍,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使法官敢于独立审判,完善法官惩戒制度,使法官严格依法审判。尊重和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准确定位辩护律师的角色以消除法官对律师的误解和敌对情绪,充分落实审判公开,改变法院被动局面,树立良好司法形象。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引导审辩之间良性互动,以促进审辩冲突的解决。

刑事诉讼中“审辩冲突”现象研究

近年来,"审辩冲突"在司法实践中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频繁出现,其产生原因较多,现有司法制度、程序意识和权利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诱发因素。缓解"审辩冲突",使庭审顺利进行、当事人权利最大程度的保护以及审辩关系与司法秩序的良好构建,要把重心放在制度完善上,重视对裁判权的监督和法官违法行为的惩戒,重视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和违背职业规范的制裁,以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为目标,使审辩关系回归到应然庭审秩序内。

解析审辩冲突——基于典型案例的考量

在刑事诉讼构造中,律师和法官之间本应是理性地说服与被说服关系,但一系列影响性案件中却反映了审辩冲突的现实。律师将法官作为"死磕"对象,不仅在庭审中利用法律规定专注程序性辩护,在庭外大兴行为艺术,而且以舆论操控向法官施压。实际上,审辩冲突就是一种诉讼结构的失衡,法庭上的控辩对立异化为审辩纷争。正视此种冲突应当摒弃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转而以法规范学视角为基础,从法官和律师各自的诉讼立场出发探寻该司法乱象之根源所在。

论审辩冲突中法官的中立性困境

审辩冲突是相对于审辩交易的另一种审辩关系的异化模式,与后者的隐蔽性、妥协性相比,审辩冲突呈现出直接与对抗的特点。在当前有关审辩冲突的论述中,几乎都提及到法官中立性缺失的问题。但是,鲜有人认识到,法官中立性缺失背后隐藏的是中立性困境,这种困境让法官难以自拔。审辩冲突中法官中立性困境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包括: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轻视辩方心态、法官心态越位;外因包括:考核压力、政策导向、舆论干预。应当重视辩护律师的作用、强调法检互相制约、重申审判独立。将法官中立性困境这一问题限定在审辩冲突现象范围之内讨论,也比以往从宏观上研究法官中立性问题更加直观与集中。最终要通过理念突破、制度改革从法官的角度缓解,甚至消除审辩冲突。

审辩协同:认罪自愿性及真实性的有效保障——基于A市认罪案件审辩关系的实证分析

消极审辩冲突在认罪案件中随着控辩对抗性的减弱而不断凸显,其实质是审辩双方对自身职责履行的懈怠。产生消极审辩冲突根本原因在于认罪案件中审判权追诉倾向明显,事实认定以单一的追诉犯罪为导向,辩护权逐渐式微,很难从独立的视角形成竞争性意见。协同主义理念能够促进认罪案件中审辩角色的合理定位及审辩关系的理性回归,一方面通过法官阐明权对律师辩护权进行必要的帮扶与协助,矫正法官的追诉倾向,另一方面要求辩护律师在真实义务的约束下积极履行辩护职责,增强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进而共同保障认罪的自愿性及真实性。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历史解释与现状审视

随着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加强,原先刑事诉讼中存在的所谓检警摩擦和检法冲突逐渐消退并为审辩冲突取代,而面对严惩死磕派律师或者把律师的权利关进规范的笼子等观点,通过梳理英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历史可以发现,诉讼模式的变革是因为律师化的一个结果。程序技术要求律师参与,律师参与改变诉讼程序,程序制度因为律师作用的强化而互动发展成控辩对抗式诉讼。律师参与诉讼有互动和互补的双重原理,而律师在我国刑事诉讼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由此重申,对抗式诉讼的本质主要表现为,对抗源于不满又吸收不满,对抗要求平等又促成平等。

刑事审判中法官庭审驾驭的问题及对策

庭审驾驭能力是法官在主持和推动庭审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掌控能力,是每个法官依法行使审判职能所应具备的能力之一。当前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存在着诸多问题,导致庭审虚化,与庭审实质化的要求背道而驰。而这与作为庭审主持者和裁判者的法官有着莫大的关系,部分法官受旧有"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忽视庭审的作用,消极审理,另一方面缺乏客观中立的思想,对待控辩双方厚此薄彼。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在程序上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为法官减负,在观念上让法官树立控辩平等思想,同时通过改革庭审规则和扩大法官责任豁免的范围来保护和调动法官审案积极性,此外,法官自身还需要庭前做好准备、庭后做好裁判文书说理等工作。

刑事法官诉讼角色的再考察——以审辩冲突为中心

审辩关系作为对抗式刑事诉讼中的非典型性概念,现于当下我国亚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冲突性的非对称关系。表面上,其肇因于辩方诉讼内的程序性与证据性辩护以及诉讼外的舆论性辩护三种辩护形式。本质上,其源始于裁判者在诉讼目的与庭审功能上的事实中心域立场。结果上,其导致了程序规范的惯习失灵与裁判权威的最终失却。在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法官亟需在日渐朝向对抗式的改革话语中承担起全新的制度角色:立足于以裁判者为中心的审辩关系重构,刑事法官不仅需要完成整体上从权力集约型向权力分享型法官的职权转换,还需在相应的诉讼禁止与诉讼许可、程序控制与程序引导以及程序制裁与程序救济的单向性转换中实现其真正的个体认同与价值肯受。

法官驱逐律师制度刍议

法官握有诉讼指挥权和法庭警察权,在维护庭审秩序、推进审判流程、监督诉讼行为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但须遵循谦抑原则、目的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原则。我国法官因为驱逐律师过于频繁而饱受非议,其中既有法官和律师自身的原因,法律的不完善和法治的不成熟亦责无旁贷。在强调司法权威的同时,还应努力创建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尊重、彼此认同、密切合作的工作关系,合理重构法官驱逐律师制度。

浅析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以律师退庭为视角

律师在法庭上与法官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律师擅自退出法庭或者法官将律师驱逐出法庭等情况。随着一系列典型案件中律师罢庭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有学者把这类律师称为“死磕派”律师。无论理由多充足,律师都不能罢庭,尊重法庭是法律人的执业操守。如何解决律师和法官之间在庭审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这就需要构建良性辩审关系。

“死磕型”程序性辩护问题研究

辩审冲突在我国的典型表现是"死磕",曾经引起极大争议,赞誉者期许其"磕出法治",质疑者称其破坏法治,其虽已呈衰败之势,但得失仍值得反思。"死磕型"程序性辩护具有多样化、冲突化、极端化和诉诸舆论化等特点,一些"死磕"方式违反了现行法律,引入舆论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程序性辩护的完善,应当从保障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入手,强调辩审之间的相互尊重,合理打击非法"死磕"行为,避免过于诉诸舆论、行为艺术化倾向。

辩护律师退庭的三种形态及规制

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退庭存在以拒绝辩护之名的许可退庭、以维护法庭秩序之名的责令退庭、以抗议法庭不公之名的擅自退庭等三种形态。对于许可退庭,应当在尊重被告人意志的前提下,从严审查辩护律师拒绝辩护;对于责令退庭,关键应厘清责令退庭的依据并遵循诉讼指挥权的行使原理,同时赋予律师异议权;对于擅自退庭,应当区分擅自退庭与拒绝辩护的关系,不得因擅自退庭而随意剥夺律师的辩护人资格。不同的退庭形态反映出不同的辩护原理与规制路径,但均会导致多重不利后果。长远而言,应采取多项措施,从源头上避免退庭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