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阐释与辩思解释的融贯——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方式塑造

据法阐释的思维方式奠基于形式逻辑,其构成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有学者认为,法治思维与辩证思维难以兼容,是反法治或瓦解法治的思维方式。能印证这一判断的是,后现代法学思潮用辩思方法论证了法律的可废止性及法律推理的不可能性,进而提出法治危机论。可后现代法学重解构轻建构,反而是传统的基础法学提出了法律论证、实质推理、法律渊源等外部征用的补救方法。这些方法运用辩思解释打开了法律的封闭性,同时从完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来展示法治命题的可能性,这些外部征用的法律论证方法是辩思解释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纯粹的辩思无法直接推进法治,但法治思维的塑造离不开以辩证法为基础的辩思。与法治中国相匹配的法治思维,需要融贯据法阐释与辩证思维,持法达变是其基本形式。

辩思解释的意义探寻

恰当的辩思可以矫正由据法阐释所衍生的弊端,协助法律更加灵活地调整复杂多变的社会。在辩证思维盛行的中国,辩思解释是全面认识法律,推进法治的重要思维方式。然而,对辩思解释的负面影响也应保持充分警惕。过度的辩思会使法律处于不稳定状态,动摇法律的一般性、权威性等要求,法治思维亦难以贯彻。法律的安全性、自主性等要素一旦丢失,就难以成就现代法治。中国特色法治思维方式之塑造,需要在辩思解释和据法阐释的有机调和中寻找出路。

据法阐释及意义探究

辩思解释与据法阐释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法治思维方式的构建。在辩证思维之中,广泛的解释性语用,张扬了法律的弹性,使法律能以灵活多变、与时俱进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然而,过度的辩思也会使法律失去独立性,危及法律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进而导致与法治中国建设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难以形成。因而常用的法律解释话语及其方法,最好能被据法阐释或法律阐释所替代。法治话语需要显现对法律的虔诚;法治思维需要突出据法阐释的基础地位。重视据法阐释的意义,在于强调法律的安定性、体系性和权威性等对法治的意义,明确法律的规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