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有效辩护的实现——以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试点为契机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试点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延伸,将有效提高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但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有效辩护的双重视角出发,刑事辩护率提高的同时应当同步关注刑事辩护质量的提升。囿于律师资源分配不均、统计口径不区分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法律援助经费不足、辩护质量评估体系阙如,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质量与有效辩护的标准仍存在距离。下一步,在量上,应当借助律师人数不断增长的契机,推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向侦查阶段覆盖;在质上,则应当通过提高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的经费保障、推动值班律师辩护人化、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评估体系,以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从“有”辩护向“有效”辩护的目标迈进。

律师辩护全覆盖:规范分析与实效检验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性质是法律拟制,这使原本不是律师辩护的其他辩护人辩护、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也被视为律师辩护。律师辩护全覆盖是指被追诉人在法律上有获得辩护律师辩护、其他辩护人辩护或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显著提升了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尤其是新增指定辩护案件的规定效果明显。但改革试点工作也面临诸多难题,包括一些简易程序案件和速裁程序案件被告人没有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指定辩护律师在举证、提出辩护意见、辩护意见采纳、定罪量刑辩护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明显弱于委托辩护律师,值班律师未能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等。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的优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完善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确保通知法律帮助义务的充分履行,提高指定律师辩护的质量标准,明确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

我国“辩护全覆盖”的实践图景与未来展望

我国“辩护全覆盖”由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共同保障实现。值班律师由于服务质量饱受诟病,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值班律师“辩护人化”的呼吁、改革。值班律师“辩护人化”不仅造成刑事法律援助回归一元主体,背离值班律师制度初衷,也无法解决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见证人”化的问题。在协商性司法模式下,为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权益,“辩护全覆盖”必须主要依靠辩护律师来实现,值班律师仅提供初步性、临时性、辅助性法律服务。未来应通过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适用范围,回归值班律师临时性法律帮助的本源,真正实现我国的“辩护全覆盖”。

《法律援助法》实施背景下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完善

《法律援助法》的实施为刑事辩护全覆盖带来机遇,不仅扩大法律援助主体范围,拓展法律援助对象范围,而且还明确规定值班律师应当依法提供法律帮助,政府部门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经费保障。刑事辩护全覆盖在适用程序、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都有相应的要求,为破解刑事辩护全覆盖面临的困难,在《法律援助法》实施背景下,通过充实刑事辩护律师数量,并采取措施提高律师队伍质量;注重发挥值班律师作用,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法律服务;多措并举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让刑辩律师发挥实质作用;采取相应经费保障措施,推动刑事辩护全覆盖落实落地。

“辩护全覆盖”制度:意义、问题与对策

大力发展公共法律服务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辩护全覆盖”作为我国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的制度创新,促进了中国法治的进步。“辩护全覆盖”制度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成果,体现了法治中国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又是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和完善,应当以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为引领。但“辩护全覆盖”制度实践中,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的功能有别,值班律师的实际作用有限,被追诉人通过“辩护全覆盖”制度所获得权益保障程度不同,故律师辩护并未真正实现“全覆盖”;制度回避了辩护质量问题,律师辩护质量依然堪忧。究其原因,在于理论层面对律师辩护的内涵界定不清,以至于不能有效区分律师辩护与律师法律帮助;“繁简分流”的程序改革引导着律师制度进行了“繁简划分”的改造,加之强制普及覆盖简单化的律师活动,加剧了辩护形式化问题;以及律师的主观动力不足。按照维护司法公正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目前“辩护全覆盖”制度应进行两个方面的完善。一是以“律师辩护到人”为“辩护全覆盖”之基本原则,实现每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聘请律师进行辩护的情况下,都能够获得由政府及时指派的律师进行辩护,真正实现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刑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二是在公共法律服务评价指标体系中,专门设置“辩护全覆盖”模块,发挥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行业协会的主导作用,以辩护行为是否积极、行为理由是否充分且正当作为评价标准,以律师收益和荣誉作为鼓励,保留惩罚性监督措施,最终以群众满意度来检验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成效,以律师辩护质量提升来维护司法公正。

律师辩护全覆盖视域下二元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在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推动下,我国初步形成以法律帮助和援助辩护为基础的二元化的刑事法律援助格局。正确认识值班律师功能定位,理性看待值班律师同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对律师辩护全覆盖实现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适当扩大传统刑事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另一方面推动实现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实质化,使值班律师同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相互衔接,共同完成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目标。

刑事辩护全覆盖与值班律师制度的定位及其完善——兼论刑事辩护全覆盖融入监察体制改革

刑事辩护全覆盖和值班律师制度,不仅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辩护发展和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更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认识刑事辩护全覆盖为以审判为中心、认罪认罚从宽、法律援助制度所提供的支柱作用。值班律师应从“促进人”到“监督人”,从“见证人”到“协商人”,从法律帮助人到刑事辩护人,完善其定位并为刑事辩护全覆盖发挥重要作用。亟需提升刑事辩护全覆盖的“量”与“质”,职务犯罪追诉过程不应成为刑事辩护全覆盖的盲点,应将刑事辩护全覆盖及值班律师制度融入监察体制改革。

刑事辩护全覆盖背景下新型侦辩、诉辩和审辩关系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现庭审实质化,需要充分发挥辩护职能,实行刑事辩护全覆盖,让侦查、起诉、审判期间的每一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或法律帮助。这需要合理定位侦查、起诉、审判三种诉讼职能与辩护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新型侦辩关系、诉辩关系和审辩关系。侦辩关系是一种对抗与协作关系,诉辩关系是一种合作与对抗关系,审辩关系是一种制约与合作关系。刑事辩护全覆盖背景下构建新型侦辩关系、诉辩关系和审辩关系,需要尊重和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完善刑事证据规则,尤其是侦查取证规则和庭审质证规则,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有被害人参与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搭建侦查、起诉、审判与辩护之间良性互动机制,实现有效辩护。

刑事法律援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刑事辩护全覆盖为视角

刑事法律援助在供给侧方面存在着供给经费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方式低效等问题,而“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提出进一步加剧了该领域的供需矛盾。可通过增加财政支持、受援人分担援助费用、建立多元化供给渠道、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等措施解决问题。在刑事辩护全覆盖背景下,应处理好改革中的需求与供给、市场与政府、加法与减法、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以保障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顺利实现。

论人权司法保障视域下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建立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是我国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新的司法改革。当前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制度试行过程中存在刑事辩护率低、社会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选择冲突、法律援助律师专业化程度低以及法律援助律师介入案件期限较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全面保护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本文提出扩大法律援助律师经费来源和增加法律援助律师数量、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律师专业化水平以及提前法律援助律师介入时间的建议,以保障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

论提升指定辩护质量的实践路径——以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改革为契入点

指定辩护作为国家供给"产品",但其质量远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实践中指定辩护质量低劣的现实困境,主要源于指定辩护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五大差异。这些差异化的存在,为罗尔斯差别原则对指定辩护制度的改造提供了可能,同时,运用差别原则矫正差异,有助于完善我国指定辩护制度,提升指定辩护质量,满足被告人对于刑事辩护质量的需求,实现司法正义。

刑事辩护全覆盖视域下律师会见权研究——以侦查阶段为视角

随着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实施,辩护律师会见难的老问题再次出现。侦查阶段作为公权与私权最易产生冲突的阶段,辩护律师及时有效地介入,对于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妥善解决当前以不合法理由限制或剥夺律师会见权、会见场所硬件实力滞后以及侵犯律师会见权的救济不足等问题,对于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极为重要。

论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的程序性制裁——从刑事辩护全覆盖切入

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试点为被告人的辩护权引入了新的程序性救济的分析标准,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则要承担程序性制裁的后果。以程序性制裁理论为基础,对于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的程序性制裁进行内涵的释明和分析。通过试点期间有关该程序性制裁所作出的裁定,总结相应司法运行状况,即法院对该程序性制裁适用较为主动、审理以书面为主、制裁率低且适用对象多为普通一审程序,进而得出适用该种程序性制裁的困境。最后,结合前述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即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构建多层次的审查标准、法律援助的互动以及多元化、程序性上诉审理的公开化为探索路径,以期其能够被即将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主流化,为被告人辩护权的救济贡献力量。

“刑事辩护全覆盖”视域下援助案件质量的检视与展望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及值班律师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从"有辩护"到"有效援助"的转型提供了契机。通过分析S省Y市随机抽取的500份法律援助案卷发现:援助动力不足、监督机制乏力、质量评估虚置等因素制掣了援助辩护案件的质量,致使援助案件指派和会见迟滞、权利告知不充分、阅卷笔录制作简略、质量反馈阙如。未来,应以"辩护过程有效性"为指向,严格遵循尽早指派和及时会见要求,建立"全流程"的监督和质量反馈机制,倒逼刑事援助案件的规范、合理及有效。

发展权视角下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实现机制研究

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主要任务是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辩护环境的优化,其推进过程强调公权力的主动作为,具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特征。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主要任务与推进特征和发展权具有内在一致性,研究刑事辩护全覆盖引入发展权视角具有正当性。围绕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主要任务,发展权要求国家、社会及个人多元协作。针对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推进特征,发展权的时代性要求逐步推进刑事辩护全覆盖。

“律师辩护全覆盖”背景下限制自行辩护权问题研究——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启示

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并不是绝对的,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表明了基于公正审判的需要,应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做出限制的立场。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应有相关且充分的理由,需考察案件具体情况以及成员国国内辩护环境。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应当保障被追诉人发表辩护意见的自由;律师辩护的,应当为被追诉人保留充分的自主辩护空间。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开展中,应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进行合理限制。法院履行通知辩护义务应以公正审判利益为决定性因素、以被追诉人个人意愿为重要参考因素,并确保被追诉人选择自行辩护的自愿性和明确性。即使被追诉人要求自行辩护,也应以有律师辩护为原则,以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为例外。

“刑事辩护全覆盖”背景下法律援助模式转化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自实施以来一直被实务界诟病,主要是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低、辩护意见形式化现象严重。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进行"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这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现有刑事法律援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无论是经费来源还是机构设置都无法摆脱行政机构设置的影子,直接或间接导致"法律援助律师垄断"和"法律援助案件外包"现象的出现。为了摆脱这些乱象,法律援助的去行政化势在必行,法律援助模式的转化也要提上日程。

律师辩护全覆盖背景下我国有效辩护的实现

在当前试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情况下,实现律师有效辩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美国为解决有效辩护问题,创设了无效辩护制度,但无效辩护过高的认定标准实质上却是让被告人通常会遇到的低质量的辩护活动合法化。我国有效辩护的实现,还需要从建立辩护律师等级准入制度,重树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健全律师调查、质证等程序性保障权利,完善律师惩戒机制等多方面着手。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实施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2017年10月11日《关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改革办法》正式出台,将法院通知辩护扩大到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为适用简易、速裁程序审理案件的被告人提供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从而实现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现阶段,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落实面临着诸多问题,如需要补足的律师数量大、法律援助机构人力不够、经费保障不足、全覆盖后辩护律师的辩护质量有待提高等。为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如建立多重经费保障机制、创新法律援助模式、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健全刑事辩护评价监督机制等。

法律援助辩护全覆盖路径探析

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是推动以审判为中心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重点就在于实现法律援助辩护全覆盖。推进法律援助辩护全覆盖主要面临律师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法律援助律师权利保障不足、司法机关配合程度不高等问题。相应地,解决问题可以提供的思考路径包括:加强法律援助的律师队伍建设;加强法律援助律师的权利行使和权利救济;创新援助模式,构建多样化的法律援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