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调取证人证言的困境与出路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据之一,刑事辩护律师调查获取证人证言是律师的一项诉讼权利。然而,由于立法规定不够合理、获取证言规则缺失、制度保障弱化及救济途径虚化等原因,刑辩律师调查获取证人证言的制度并不成熟,导致刑辩律师难以有效地行使该项权利。法律应当明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建立律师询问证人规则,避免《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律师伪证罪的滥用,使律师调查取证制度得以完善,从而保障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大数据时代辩护律师数据权——作为新兴权利的证成

大数据技术加持后的国家追诉权愈发膨胀,而被追诉人辩护权保障不足的旧疾却尚未解决,继而进一步加剧了控辩不平等。究其原因,传统的辩护权框架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本就有限,如今更是难以覆盖司法人工智能系统产生的各种流转信息和算法信息。为化解上述问题,应当派生与构建辩护律师数据权,以丰富和补充律师辩护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权利内涵,激活大数据时代辩护权的功能。作为一项新兴权利,辩护律师数据权赋予辩护律师得知、获取、使用与所代理案件有直接、间接利害关系之数据的权利,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法律上的正当性以及“社会-政策”上的可行性。为了真正落实辩护律师数据权,应当充分把握既有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加快建设统一的司法大数据库,并完善间接数据信息与直接数据信息的获取方式。

我国辩护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探析

我国正在经历“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的司法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法律意见,但并未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的权利。从我国司法改革背景、律师阅卷权法理基础等方面考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同时,可以通过公安电子卷宗制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严格规定律师的保密义务等配套措施,避免违背“侦查不公开”原则。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能够确保律师更为充分地了解案情,进而提供更为有效的辩护,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

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近年刑事司法改革为视野

自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构建以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在实践中难以解决。在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视野下,充分落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落实,可以从权利本身出发,充分保障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实践问题出发,赋予值班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未来路径出发,探索律师调查取证的新途径。

人工智能在辩护律师证据推理中的辅助性应用

辩护律师的证据推理可被人工智能模仿,与时俱进的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与社会对辩护的需求增长也说明人工智能辅助辩护律师进行证据推理具有可能性和优势。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辩护律师的证据推理时,会面临阅卷与会见中的信息输入限制、抗辩式诉讼中的信息权衡难题与规则查取用中的信息输出窘境。为了破解上述困境,需实现人工智能推理的方法转型,以可驳斥性推理模型构建辩方案件理论,破除人工智能仅意图实现功能模拟的自我限制,设定有限利益偏向的推理算法。人工智能应用于证据推理具有风险,其发展并非没有界限,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证据推理时仍应遵循刑事辩护和技术发展的规律,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服务于数字正义的需求。

论我国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人员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 ,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辩护权 ,防止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 ,维护控辩平等以及实现司法公正都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论述了在我国建立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必要性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提出了构想。

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模式转型

围绕着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问题,我国确立了一种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双中心模式”。这一模式混淆了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法官的职业伦理,造成辩护律师职业定位混乱,陷入“独立辩护”的误区,甚至将国家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无法有效担当辩护人的角色。在对“双中心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有必要确立一种“单一中心模式”,在对忠诚义务进行重新解释的前提下,将维护委托人利益、尊重委托人意志确立为辩护律师唯一的职业伦理规范,并将公益义务视为忠诚义务的必要保障和外部边界。坚持这一“单一中心模式”,符合律师作为法律代理人的职业定位,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符合抗辩式审判方式改革的原理,有利于实现律师的有效辩护。在接受“单一中心模式”的情况下,我国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将得到重新塑造和建构。

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有效参与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开展,律师辩护的重心将由法庭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得以凸显:一是保障认罪的自愿性;二是保障认罚的允当性;三是保障程序选择的正确性;四是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利行使的客观理性。为此,需要将现有的"权利配置型"值班律师模式改造为"强制辩护型"辩护人模式,并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同时,适当保持认罪认罚程序的灵活性,允许控辩双方就罪名和量刑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认罪认罚问题上,辩护人仅仅是咨询者、建议者、协助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是认罪认罚的最终决定者。

中德辩护律师阅卷权比较研究——以控辩平衡原理为视角

德国发达的辩护律师阅卷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控辩平衡。相比较而言,我国辩护律师阅卷制度明显滞后,特别是辩护律师享有的阅卷权不充足,保障性不强,造成了控辩失衡的局面。可以借鉴德国的先进做法,充实和完善我国的辩护律师阅卷权,以矫正控辩失衡,达到控辩平衡。

中国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范围研究

辩护律师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参与人员,由于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和维护委托人利益职责的要求,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独特特点。我国目前立法与实践过于偏重辩护律师承担真实义务,且真实义务范围较为宽泛和笼统。为改观律师目前的弱势地位,保障律师辩护作用的发挥,有必要科学界定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之真正内涵,细化其具体内容,并对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进行必要限制。

辩护律师的伦理:以忠诚义务为视点

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型的条件下,辩护律师对事实的真实义务,应理解为辩护律师有依据事实进行辩护的义务,即善意地依据其认为是真实的事实进行辩护的义务;辩护律师对法律的忠实义务,是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原则的根本要求;辩护律师对于诉讼中所得知的不利案件事实或未曾被发现控诉的罪行履行保密义务则构成了其对委托人(利益)的诚实义务之核心。当然,对于辩护律师的三种忠诚义务可能导致的内在冲突,必须贯彻法律正义的要求,在致力于法律正义实现的前提下予以协调。

试论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阅卷权——以新《律师法》的不足为视角

在辩护律师阅卷权问题上,新《律师法》仅完善了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规定,而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只字未提。在侦查阶段就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是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人权保障和诉讼效益的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侦查阶段赋予辩护律师有限的阅卷权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中,可分别从阅卷的时间、阅卷的地点、阅卷的程序、阅卷的保障等方面加以构建,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关配套措施。

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问题研究

从司法实践效果看,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还相当有限,由其承担的辩护职能的运转还不顺畅。这与立法关于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的配置缺陷不无关系。律师在侦查程序中已有的权利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其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应结合侦查程序的特点进行适当扩张。

论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

调查证据请求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 ,但我国现行的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的立法规定有很多的缺陷 ,缺乏完整的机制 ,必须进行司法改革 ,大胆借鉴国外刑事诉讼立法的经验 。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争论与应对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无调查取证权,新《刑事诉讼法》条文之间存在矛盾,新《刑事诉讼法》和新《律师法》之间也存在不一致现象,导致学术界争论纷呈。研究结果表明应当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因此,可以在默示方式、全国人大常委解释方式和裁决方式三者之间择一而为之,最终确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

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程序的立法修改与意义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获得充分且有效的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以及辩护权行使方面限制较多,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难的问题较为突出。2007年修改的《律师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但实践中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参与侦查程序的辩护人身份,拓展了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完善了辩护律师的职责及权利义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辩护律师的申请权及其法律保障

具有独特属性的申请权是法律赋予律师进行刑辩工作时可以行使的一项重要权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辩护律师申请权有着存在的理念基础及制度原因 ,有必要对于该权利的如何实现及怎样保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并提出完善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辩护律师执业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完善执业权利救济机制的另一种思路

辩护律师执业难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痼疾"。近年来,国家层面的一系列举措初见成效,但并非"治本之策"。低效乏力的同体监督、息事宁人的行政协调、缺乏制裁的处理结果以及"运动式"的治理方式等无助于构建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长效机制。律师的执业权利不同于诉讼权利。执业权利侵权纠纷本质上是发生在不同法律职业群体之间的特殊纠纷,应当建立专门的执业纠纷仲裁制度。为了确保仲裁的权威性、惩戒的威慑力以及救济的便捷性,还应当推进政法委与司法行政机关合署办公,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人事管理制度,并建立律师执业纠纷解决网络平台。

论我国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

辩护律师不仅是被告人的权益代言人,而且也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其社会角色的多元必然导致角色冲突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寻求民众对辩护律师角色的定位,并通过立法将这一定位明确化、法制化。从而,将冲突的程度抑至最小化,使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功效得到充分的发挥。

论辩护律师的调取证据权

调取证据权是辩护律师了解案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延伸和补充。从现行规定与立法缺陷、司法概念和价值体现、制度完善三个方面，对辩护律师的调取证据权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