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司法大数据的辩护有效性实证研究

切实提高辩护有效性既是庭审实质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和实现庭审实质化改革的目标所在。庭审实质化改革至今,在总结经验成果的同时,也有必要对辩护有效性的实际成效进行回顾,以保障改革方向紧贴预设路径。从辩护参与度、辩护性质、辩护形态、辩护效果四个评估维度出发,通过对庭审实质化改革前后辩护有效性的实证考察,梳理规范层面存在的缺乏统一明确标准、缺乏对辩护无效行为的规制,以及实践层面中辩护积极性、辩护水平、辩护意见、辩护形态、辩护意见认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力图构建明确的辩护有效性标准体系、无效辩护行为的规制机制以及刑事辩护律师准入机制,从强化指定辩护保障、提高辩护意见质量、重视辩护意见采纳三个方面提高辩护有效性。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有效性问题

近年来,在部分针对"有效辩护"及其相关保障制度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将"有效辩护"的概念与"辩护有效性"混同,但其实不然。有效辩护既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普遍性,又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的刑事辩护的质量和效果,而辩护有效性仅指后者,这两个概念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同。目前,我国的有效辩护问题既包括刑事诉讼辩护率低下,又包括刑事诉讼辩护质量低下,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刑事辩护率低下的问题,但刑事辩护质量也即辩护有效性问题仍然不容乐观,刑事辩护的过程作用和结果作用均不明显。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缺失、刑事辩护制度的欠缺以及辩护人自身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不高均是造成我国刑事辩护有效性低下的重要原因,只有针对上述原因对症下药,才能真正提高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有效性。

我国死刑辩护有效性保障机制的构建进路——基于比较法的视角

放眼域外,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加强被追诉人的律师辩护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则充分关注律师辩护行为的质量和效果问题。基于比较法的视角,从保证死刑辩护律师主体的适格性、改善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确立死刑案件辩护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建立律师无效辩护时的司法救济程序等方面着手,构建符合我国司法现状、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死刑辩护有效性保障机制。

论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及其实现条件——兼议“无效辩护”在我国的引入

辩护的有效性强调的是辩护行为的目的和效果。在刑事诉讼中，有效性是刑事辩护的生存之本，对保证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源自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可以为实现辩护的有效性提供保障，但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引入无效辩护的条件。在我国当前的法制现状下，只有从现实出发，以完善立法为基础，以严格司法为保障，大力提升律师素质和辩护能力，才是促进刑事辩护有效实现的根本途径。

死刑案件辩护有效性研究:状况、困境与出路

对死刑案件相关辩护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可知,我国对于刑事辩护投入不充分,资源分配不均衡;辩护程序依附于定罪、量刑合一的审判传统;公权力机关内凝型关系挤压死刑辩护的空间;民意与舆论压力也妨碍死刑案件辩护的有效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试点刑事案件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改革语境下,职能部门应调整死刑案件法律援助费用及其来源,适时提高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资质要求,充分保障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将死刑案件定罪和量刑阶段的辩护程序分离,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机制,在死刑案件中逐步确立无效辩护制度,营造尊重和维护死刑案件辩护权的法律文化。

辩护律师作用实证研究——以D县为个案

对辩护律师作用,现行法的质量标准是"客观性辩护",而更高的要求是"有效性辩护"。以D县为个案的考察发现,就律师辩护而言,存在一种笔者称为"作用分离"的现象,包括过程作用分离、结果作用分离以及客观表现与主观评价的作用分离。这是一种弱作用状态上的"作用分离"。从制度层面,这一现象主要与辩护权配置不均衡、"权力—权利"关系构造的压制性有直接关系。只有按照权利化思路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之后,律师辩护的"作用分离"现象才可能缓解,有效性辩护方可期待。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理论反思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多元调查主体并存的局面,造成了调查工作的重复进行,浪费了人力物力。需要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过于宽泛,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存在严重的形式化问题。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时间不明确,也带来了侦查效率降低或者法官预断的弊端。由于调查主体、被访谈主体和预测机制的问题,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可能会大大降低。未成年刑事政策的表面化理解、人身危险性本身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未成年人刑事处遇的轻缓化,使得相关刑事政策的实现已几无可能。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程序之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保报告不仅会使得法官形成预断,也会使得刑事辩护极其困难。这些复杂问题在解决之前,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在实践中很难会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模式的律师辩护制度探讨

2014年,我国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决定,为推进我国诉讼体制迈向体系化的历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次全新的改革中,刑事辩护制度会围绕“以审判为中心”发生变化.同样,全新的司法改革使得律师的辩护职能也在不断完善,这就为重新制定庭审标准,改造公、检、法、律四方的关系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律师要追求司法公正,坚持诉讼专业化以及实质化的基本原则,实现辩护的有效性,保护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等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