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护权必然是有效辩护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离不开被追诉人辩护权的保障和律师的有效参与。我国相关法律和制度关于“辩护”内容的语义表达和演变,逐步明确地呈现这一理念:法律赋予被追诉人辩护权即等同于赋予其“有效辩护权”。这一理念与设立刑事辩护制度的伦理基础相契合,是应对和解决我国当前辩护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无论是从法律帮助的内容、法律帮助的提供者来看,还是从“有效法律帮助”的适用阶段和目的、该制度实际运行状况来看,“有效法律帮助”都不能等同于“有效辩护”。

审判为中心改革背景下辩护权保障理论的重述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实现控辩审三方关系协调平衡显得尤为重要。辩护权保障作为刑事诉讼研究的重要命题,在“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仍有完善的空间。刑事诉讼领域辩护权保障是重要的课题之一,从“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切入,分析现存辩护权理论中存在的思维误区,并结合辩护权保障的本质目的提出关于辩护权保障理论重述的基本路径适应中国国情、刑事诉讼模式的重新选择、回归辩护权本质以及研究方法的调整。

律师有效辩护评价的域外经验与中国路径

被追诉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背后,有充分的辩护权作为基础,依附于被追诉人辩护权而存在的律师辩护权作为第二性的权利,在有效辩护这一命题上比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享有的辩护权利更有影响力甚至决定力。在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背景下,不仅强调律师辩护要“有形覆盖”,更需要“有效覆盖”,实现辩护普遍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之保障

我国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完善,但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的进步乏善可陈。缺位的法律援助、难以行使的辩护权利、过度适用的远程讯问导致死刑复核很难发挥预期的纠错功能。这些问题的出现根源于行政审批式的裁判方式和效率优先的价值观念。要有效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有必要赋予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被告人以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强化对辩护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限制远程讯问的适用范围。

宪法依据的缺失:侦查阶段辩护权缺位的思考

综观世界各国,凡刑事程序完善而诉讼权利有保障的司法制度,无一不是因为宪法对辩护权作了确认,并明确在各个诉讼阶段都有权获得辩护。在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之际,应当首先考虑宪法规范的周延,将刑事辩护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入宪,并通过宪法明确辩护权应在侦查阶段获得保障,以与人权公约及世界刑事司法发展趋势相符。

辩护权三论

辩护权的特征不只是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实际上它具有更广泛的特征,即普遍与至上性、"准公权性"、内容多样性、辩护权行使的二元分立性;辩护权需要有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并且离不开社会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国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国家要切实保障辩护权,建立与国际通例相适应的辩护制度,确立沉默权制度和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律师刑事辩护权现状及原因分析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强了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权,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权利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这对于加强人权保障,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立法的进步与司法的现状并未完全同步,律师的会见权等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辩护权立法保护的不足、司法体制构建的不合理和司法实务界对法治理解存在偏差等。

论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宪法保障

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刑事法理念的倡导下,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用权利制约权力是平衡控辩双方地位,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而将普通的被追诉人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运用宪法来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之人权,则为当今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所普遍践行。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提升权利之位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宪法救济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之宪法保障。

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

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一项贯穿刑事诉讼始终的诉讼权利 ,律师作为辩护人协助被指控人行使辩护权。由于审判前程序与审判程序在目的、地位、结构等方面的差异 ,导致审判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与审判程序中的律师辩护相比 ,呈现出辩护权的有限性、辩护的准备性与独立性、辩护功能的受制性、程序性辩护的重要性等特点。加强我国审判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 ,应当在扩充辩护权、纠正审判前程序的具体定位。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为视角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对于维护被告人权利及死刑程序控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死刑复核程序辩护权保障方面取得了积极突破,但相关规定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更深入的诉讼化改造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权利义务、明确法律援助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并建立死刑复核阶段的程序制裁机制。

刑事诉讼中辩护权的“虚化”现象及其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辩护权作了重大修改，在辩护权的范围、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等方面均比以前有了突破。从表面上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比以前大大提高了。但因为立法上的原因，这些辩护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的，不能达到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诉讼权利的立法意图。对此。

论刑事被追诉人的有效辩护权

我国刑事诉讼中已经常态化的形式辩护,不但将辩护权绝对私权化理解和设计,而且将辩护权置于公权力的对立面去提防和控制。这一方面阻塞了时代对实质辩护的真切需要,另一方面营造了影响有效辩护权生存的法律环境,因此,建构刑事被追诉人的有效辩护权,既要考量权力本位的必要性,又要体察辩护权能的可行性,在消极辩护和积极辩护两条路径上有针对性地提升刑事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能力。

死刑辩护权在中国面临的障碍及出路

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死刑问题特别是死刑辩护权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争议。目前,死刑辩护权在中国主要面临着政策层面的障碍、立法层面的障碍、程序层面的障碍和司法层面的障碍。为了消除上述障碍,应该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在刑法中大力削减死刑罪名的数量、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细化死刑的量刑标准、取消死刑的绝对法定刑,从程序上将定罪程序与判刑程序适当分开、严格死刑适用的证明标准,并在司法实践中对死刑辩护制度予以完善。

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辩护权

辩护权作为权利应该是有效的请求权,具有可司法性。辩护权作为权利应该是法律规范意义上的权利。侦查、公诉、审判机关是辩护权的义务主体,对辩护权负有消极地不予侵犯的义务和积极地辅助、促成的义务,违反针对辩护权的义务应该受到相应制裁。

被告人与律师辩护权冲突及解决机制——从李庄案二审谈起

李庄案在二审阶段出现的被告人当庭认罪,辩护律师仍坚持无罪辩护的现象反映了被告人与律师辩护权冲突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解决辩护权冲突问题的统一定论,综合分析现有的被告人中心主义模式和律师独立辩护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律师独立辩护模式是我国应对被告人和律师辩护权冲突问题的最佳解决机制,具体实践中应通过律师与被告人的充分协商和明确律师独立辩护的限度,防止律师独立辩护模式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权的现状及其完善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比侦查阶段更充分的辩护权,但仍存在某些不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都不重视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使起诉阶段的辩护作用难以真正发挥的现象.因此,笔者试就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工作的现状及其完善作一探究.……

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及其保障

犯罪嫌疑人作为被追诉人,应当享有辩护权。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在行使的空间、时间、环境等方面与被告人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应设立相应的保障机制。联合国一系列国际性文件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作出了相应规定,世界主要法治国家亦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其充分程度及保障水平已超出了国际标准。参照国际标准及法治国家先进做法,我国法律应赋予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被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利、与律师自由联络、会见的权利、取得法律协助的权利等,并应对律师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加以保障。

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权考量

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应正视和发挥律师辩护权作用,基于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责任与使命,律师辩护权配置应坚持控辩均衡的平等观,在公正与效率相协调原则下,以人权保障为立足点和落脚点,改革相关立法,完善司法救济机制。

辩护权保障及其完善探讨

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看,有效的辩护权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辩护权保障有关内容的确立及其实现受很多因素制约。虽然我国辩护权保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相比不足明显,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还有差距,但可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改革辩护制度,完善法律援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法官职业化,建立控辩平等的机制等措施进行完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研究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核心 ,要充分有效地实现 ,就必须依赖法律设定的实现程序和保障机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权保障规定较为系统 ,在某些方面已达到国际标准 ,但在一些主要方面还存在差距 ,需要进一步从辩护权获得、律师权利、法律援助等方面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