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保障制度的构建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核心。如何保障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是刑事司法改革的关键和难点。我国刑事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保障应在充分考虑国情与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确保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告知权、法律援助权、控告权和申诉权。

论我国“外逃型”缺席审判中辩护权保障

刑事诉讼法新增设了缺席审判制度,其中对外逃贪官的缺席审判制度最为瞩目,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外逃型缺席审判的具体制度和诉讼程序还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很多现实问题还需要不断摸索和解决,特别是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权利保障问题。在对抗式庭审模式中,被告人缺席导致“两造”不全,这也是缺席审判程序存在的“先天不足”,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抑或是国内外,关于缺席审判的争议都是肇始于此,也将是今后完善缺席审判程序的起点和目标。

刑事远程审判场域中有效辩护的隐忧与化解

在智慧法院建设及疫情防控背景下,刑事远程审判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但实践中刑事案件远程审判的适用存在律师辩论效果不佳、庭审实质化落实受阻、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缺位等问题,如何在远程审判中实现有效辩护成为信息化时代刑事司法的新命题。因此,立足有效辩护理论基础,结合国内外立法现状,通过明确刑事案件远程审判立法地位、增强远程庭审仪式感、强化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等措施,方能维护控辩平等原则,进而实现有效辩护。

比较:刑事证据开示的基础

刑事证据开示因其共同的价值基础而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我国普遍存在。各国不同的刑事诉讼体制决定了刑事证据开示方式和范围的差异 ,刑事证据开示所依托的程序在多数国家都存在且有所区别。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据开示与刑事诉讼体制、庭审方式不相适应 ,因而需要改进。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刑事证明问题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诉讼证明应当以“人证”为中心展开证据调查,同时应当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动摇,保障“疑罪从无”原则真正能够贯彻落实。为实现庭审证明中的控辩平衡,应当保障律师的各项诉讼权利,尤其是申请权、申诉权和获得救济权。为实现辩护方在庭审中的有效证明,应当允许辩护人在发问、质证时进行举证,在质证中可以展开“小辩论”,人证作证完毕,法庭不应让其立即退庭,在控辩双方发表质证意见时其应当在场。为保障庭审能够集中持续进行,使诉讼证明活动围绕事实和证据的争点问题展开,应当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并充分发挥该项制度的功能。对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及时认证,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真正做到“裁判结论形成在法庭”。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证明,还应当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的移送起诉方式,防止法官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同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将目前“全覆盖”试点中的“程序说”标准修改为“检察官莅庭说”,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赋予被告人庭审中以沉默权,同时调整庭审调查顺序,将对被告人的调查放在其他证据举示完毕后进行。

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现实冲突与调适

检察官客观义务贯穿于刑事诉讼法的始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都应体现检察官客观公正的立场。检察官客观义务虽然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发展路径大相径庭,但无一例外都在本国刑诉中规定和反映这一义务的内容和精神。检察官在刑诉活动中的天然偏向、司法一体化的境遇、不合理的内部考核制以及控辩的实质不对等是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时所面临的障碍。司法实践中应从内部建设和外部抵制两层面完善检察官的客观义务:需优化诉讼体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落实检察官责任来加强检察官的内部体制建设;需从辩护权保障和公众多方位监督两方面达成外部抵制。

审查起诉中听取辩护人意见制度的完善

探讨听取辩护人意见制度的功能及设立这一制度应遵循的原则,从而完善听取辩护人意见制度,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环节辩护权得以实现,保障检察机关准确地核实案件事实和证据,促使对刑事案件作出客观公正的审查决定,进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查起诉程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