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权利的宪法地位及实施机制

刑事辩护权利作为公民受到刑事指控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具有关键意义,需要在国家宪法层次上确认其地位,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机制与程序保障机制。我国虽然存在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宪法规定,但刑事辩护权利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地位,其法律实施机制和程序保障机制都存在诸多缺失。比较考察各国刑事辩护权利宪法层次的地位确认与实施机制安排,对于建构我国刑事辩护权利的法律实施机制和程序保障机制,推进国家法治与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未成年人辩护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强制辩护制度存在着未成年人辩护率低、指定辩护律师水平有限、辩护律师审前介入不充分、庭审中提出的辩护意见无针对性等问题。为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提出了明确责任主体、确立程序制裁、加强辩护权的审前介入及建立刑事辩护质量评估机制等解决方案,以期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强制辩护制度。

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保障——兼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新修订的《律师法》因解决了困扰刑事辩护律师多年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和阅卷难这一"三难"问题而受到赞誉,但《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刑事辩护权的规定却仍与新修订的《律师法》上述规定不一致,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刑事辩护权行使的"三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这是由于法律观念的滞后和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在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应充分保障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以克服以上"三难"问题并与新修订的《律师法》相协调。

职务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保障情况和问题研究——以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的探索实践为视角

检察机关集中参与了职务犯罪侦查、决定逮捕、审查起诉、不起诉、犯罪预防等过程,因此,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显得尤为紧迫。以南昌市东湖区检察院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工作为视角,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宪政意义论析

宪政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权力制约。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就在于通过行使其辩护权利来制约国家刑罚权，以防止或弱化因不当行使刑罚权可能造成的对市民社会单个成员合法权利的侵害。这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下应然关系的体现，符合宪政原则和目的，律师的刑事辩护权利也因此获得它的宪政意义。

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正当性研究及制度构建——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情况,其中很多变更都未经控辩双方辩论,而是审判机关根据自己理解而作出的裁判,这样的裁判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本文主要论述了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变更指控的各种情形,并对其正当性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特别是辩护权利为视角对我国的变更指控制度进行了构建,将变更指控分为不能变更、直接变更及协商变更三种情况,并逐一论述了各种情况的条件和程序。

刑事辩护权利的解释原理

刑事诉讼法的规范内容极为复杂,这些性质上明显不同的规范在解释方法上也有不同之处。其中,对辩护权利规范的解释,应禁止不利于被追诉人的扩大解释、类推解释,不禁止在必要且适当时作有利于被追诉人的扩大解释、类推解释。结合公民权利的开放性原则、霍菲尔德的权利类型理论、德国法学理论中的"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对各项具体辩护权利进行类型化分析,不仅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不同类型的辩护权利在解释上的不同之处,还有助于澄清当前关于辩护权利所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谬误。在对具体辩护权利进行解释时,解释者应注意保持法条之间的协调,应将对法条的解释置于法律原则、法学理论、后果考量、司法实践所形成的场域之中。

律师辩护权利的司法保障实证研究——以刑事辩护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力为切入点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刑事辩护对刑事审判的有效影响。然而,刑事辩护对审判的程序推动力不足,对裁判的实体说服力不强。在从'理论上的律师辩护权利'到'法律上的律师辩护权利'再到'行动中的律师辩护权利'的阶段转化中,转化过程脱节,转化结果不佳。其内在机理为律师辩护与裁判生成的脱离,并体现为裁判生成机制虚无以及控辩双方能量失衡。为此,应制定律师辩护权利保障操作细则,建立律师辩护权利司法审查机制,完善律师辩护意见处理机制,完善对律师辩护权利的司法保障,实现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的双重目的。

刍议律师刑辩权利的进与退——基于新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比较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兼顾了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之间关系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饱受诟病的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冲突问题。相对于律师法而言,新刑事诉讼法将刑辩律师权利的范围及保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其有些规定却体现出一定的倒退,从而可能导致律师在执业中面临新的难题。

试论律师辩护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律师辩护对于实现司法公正意义重大。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的辩护权利得到加强,但是在实践中,律师依法执业、行使辩护权利仍然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难。

未成年人强制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

我国已经确立了对未成年人的强制辩护制度。整理分析重庆地区近三年公开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现存在着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率低、指定辩护律师水平有限、辩护律师审前介入不充分、庭审中提出的辩护意见无针对性等问题。鉴于此,应明确责任主体,确立程序制裁,加强辩护权的审前介入,建立刑事辩护质量评估机制,以完善未成年人强制辩护制度。

中日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比较研究

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平等对抗的“诉讼”特性。在犯罪嫌疑人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实现其自行辩护权利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无疑对达到这种“平等对抗”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我国的现行立法,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职能发挥得并不理想。基于此,本文针对这一问题,通过与正在进行改革并已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从中获得有益提示。

有效辩护制度问题之调查研究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也越来越完善。虽然阻碍有效辩护制度的障碍逐步被清除,但是仍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效辩护制度对于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尊重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对有效辩护制度却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调整诉讼结构,完善有效辩护制度,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打好基础。

略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既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需要;在修改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结合我国国情之间的关系;修改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加强对追诉权力的控制、辩护权利的保护、保障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健全程序侵权的救济机制四个方面。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之改革与完善——兼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得失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事前程序监督不到位、事中实际操作不规范和事后证据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应当完善制度自身的程序设计,加强侦查权力的有效控制,确保辩护权利的充分行使。

试论补充侦查制度的改革

对补充侦查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审查批捕阶段与法庭审理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应予废除,改革 的重点应放在对检察机关行使补充侦查决定权的监督和控制上,在制度设计上,对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决定权 行使的司法审查方面以及为犯罪嫌疑人在合法权益面临可能侵害时提供程序深障方面都应该得到加强。

反思我国公诉案件移送方式的改革思路

我国目前公诉案件移送方式的改革思路，是通过制度性变革走向起诉状一本主义并最终确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此思路目前存在难以跨越的障碍。笔者认为，只有回归到全案移送主义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同时应建立相宜的配套措施来更好的维护辩护权利。

论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构造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我国确立缺席审判程序。针对这一特别程序,目前的研究多围绕具体制度设计展开,较少以基础理论为研究对象;同时,缺席审判的构造因被告人不出庭存有天生缺陷,为填补缺陷而设定的权利救济和保障制度更使得该特别程序在控辩审三方之横向构造上呈现出与普通程序不同的特点。在控辩关系层面,虽设置强制辩护制度缓和失衡加剧的控辩矛盾,但总体上仍体现为控方主导;在控审关系层面,因起诉便宜主义和送达告知制度的确立,控诉职能在提起公诉的层面有所扩张,在启动庭审的层面受到审判方的制约;在辩审关系层面,天生缺陷妨害审判方发现真相,同时为补强辩方弱势地位而设立的异议权制度冲击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进而使得审判方的权威性地位受有限制。未来我国缺席审判程序应进一步在补足天生缺陷和稳定三方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点;在着力落实辩方权利保护的同时,推动控、辩、审全面平衡发展。

中央政法委明确要求冤假错案终身追责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工作的理性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帮助,受聘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其了解有关情况。就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但在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完整性及其他客观因素,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力名存实亡,其辩护地位更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在场讯问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问题进行研究,确保律师辩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