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测量模式对知识客观真理性的辩护

现代知识论研究将信念的辩护作为知识辩护问题的切入点。本文在当代知识分析的背景下,从两个主要的信念辩护模式及其不足的讨论中引出由戴维森提出的三角测量模式,通过揭示三角测量在给出信念的客观经验内容和客观真理性概念、把握信念-真理的主客观对比方面的独特作用,展示其具有克服以往信念辩护模式的缺陷和反驳怀疑论的能力,从而能够作为信念客观真理性辩护的新模式。

论“唯庭审主义”之辩护模式

在中国的刑事辩护实践中,始终存在一种"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律师把庭审环节当成辩护的主要场域,甚至唯一场域,而忽视庭审外尤其是庭审前的辩护活动。审前既不与检警机关设法沟通,也未能说服其作出任何有利于己方的决定;庭审辩护又以宣读根据卷宗撰写的辩护词为中心。这一模式的形成,与审前制度空间的局限、刑事辩护理念的偏差、审前辩护技能的欠缺有着紧密的关系,并导致了诸多消极的后果,尤其是辩护效果不佳,无法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利益,也难以及时地促使检警机关自我纠偏。2012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在审前程序的辩护人地位,使得部分律师日益重视"辩护前移",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让中国律师彻底走出"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实现有效辩护尤其是有效果的辩护,至少还应从检察机关的审前定位和办案方式的诉讼化、律师权利的增设与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管和值班律师的定位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乃至刑事司法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形态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辩护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辩护模式由对抗式转变为协商式,律师进行这种协商式辩护的前提是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明智性。在协商式辩护模式下,律师应掌握好对抗的尺度,重视量刑辩护与强制措施辩护。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重心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利用检察机关希望达成认罪认罚协议的心理预期与立法要求充分听取辩方意见的程序保障,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全部核心辩护意见。在辩护的具体思路上,律师应着力争取不起诉处分,重视轻罪辩护,以适度程序辩护推动实体辩护,有机结合对人之辩与对物之辩,重视审判阶段的辩护,将有效辩护延伸至诉讼终点。

被告人与律师辩护权冲突及解决机制——从李庄案二审谈起

李庄案在二审阶段出现的被告人当庭认罪,辩护律师仍坚持无罪辩护的现象反映了被告人与律师辩护权冲突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解决辩护权冲突问题的统一定论,综合分析现有的被告人中心主义模式和律师独立辩护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律师独立辩护模式是我国应对被告人和律师辩护权冲突问题的最佳解决机制,具体实践中应通过律师与被告人的充分协商和明确律师独立辩护的限度,防止律师独立辩护模式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论柯恩对社会主义平等观的三重辩护

柯恩的社会主义平等观是一种运气平等主义。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关系平等主义者对运气平等主义展开了严肃批评,具体可以归纳为抛弃论证、羞辱论证和辩护模式论证。柯恩的社会主义平等观要想得到辩护就需要对这些论证做出回应。依据运气平等主义的内部逻辑或依据共同体原则,柯恩均有资源来应对关系平等主义者的批评。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进路

在当前人们对于安全有着偏一性诉讼价值追求的情况下,以限制辩护模式为基调的混合辩护模式应为我国刑事辩护模式的发展方向,在此框架下应通过完善审前阶段辩护人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程序性辩护权,进一步加强审判阶段的辩护力度等措施进一步建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

从独立辩护观走向最低限度的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以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辩护意见冲突为中心

长久以来,独立辩护观在世界各国一直牢牢地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近年来,在有些国家,独立辩护观受到了批判,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青睐。说到底,辩护观的选择是由被告利益的保护方式,对被告利益、律师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价值排序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发展变化决定的。在被告利益的保护方式、各种利益的价值排序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在律师过度商业化的今天,我国有必要实现从独立辩护观向最低限度的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