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率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

刑事辩护率及其构成形态是反映特定国家或地区辩护权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志。以D县为例的考察发现,刑事审判中,自行辩护率很高,而律师辩护率相当低;律师辩护率中,委托辩护率略高于指定辩护率。更进一步,文化程度、籍贯、身份等个人因素,以及案件类型、指控严重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辩护率构成。从辩护率形成机制看,被告人的需求程度不高很可能是导致律师辩护率低下的根由,而抑制这一需要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被告人经济贫困、案件事实清楚、案情较轻等;纯粹从指定辩护角度看,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不充分很可能是导致指定辩护率不高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提高律师辩护率,降低自我辩护的比例,提高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是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一个基本向度。为此,近期可建立一种过渡性的法律援助模式,为经济贫困,但却迫切需要辩护的被告人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即"有限的普遍性援助"。

刑事辩护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从2017年全国范围内15437份刑事判决书采集的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地区刑事案件辩护率差距明显,在不同审级、不同案件类型中被告人委托辩护的主观意愿存在差异,且特定类型案件指定辩护需求显著。从相关性分析来看,经济发展状况、公民受教育程度和律师分布情况都会对该地区的委托辩护率和指定辩护率产生影响。在目前辩护资源分布不均、法律援助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形下,可以通过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优化指定辩护指派标准,规范法律援助律师管理,提升法律援助质量等方式,在扩大辩护覆盖范围的同时,确保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实质性保障。

刑事辩护率:差异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以四川省2015—2016年一审判决书为样本

对四川省2015-2016年五万余份上网刑事一审判决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辩护率的整体情况,更展示了辩护率在法院层级、地区、审理程序、犯罪类型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由特定的法律、经济、社会等因素所决定,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因素。为提升刑事程序的公正性,必须控制乃至消除经济因素对辩护率的影响,减少不适当的辩护率差异。具体的策略是继续加大国家的财政投入,将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为"应当"指定辩护的重要指标。

无罪辩护实证研究--以无罪辩护率为考察对象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如果站在客观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评估的话,低无罪辩护率首先是一种客观现象,它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高认罪率决定的,控方质量的日益提高进一步巩固并降低了无罪辩护率。在这个意义上,没必要也不应该赋予无罪辩护率太多的价值期待。当然,在另一方面,低无罪辩护率还是能够反映出刑事辩护存在的问题,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辩护制度资源不充分问题,而且对律师从事刑事辩护业务及辩护策略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律师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而非"被追诉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考量进一步夸大了这种影响。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

刑事辩护全覆盖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影响

以实证研究的视角,本文简单介绍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刑事辩护全覆盖,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下一步该怎么发展的问题。首先是刑事辩护率的情况。由于缺乏官方的完整统计数据,目前只能依靠我们学者的调查研究来估算中国刑事诉讼的辩护率。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

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机遇与挑战

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是围绕和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的体现,不仅可以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从根本上保护人权,而且是深化改革力度全面建成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文章认为,全面实施刑事辩护全覆盖于刑辩律师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来可以借此政策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升级更新律师队伍水平,规范队伍建设,改变律师形象,树立律师队伍的权威和公信力;二来全覆盖为刑辩律师队伍带来的挑战又是不容忽视的,自我学习和提升将能够化挑战为机遇为司法改革的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论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随着新刑诉法的颁布,构建我国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显得尤为必要,但公设辩护人的概念在我国的实务界和理论界却极为混乱。可以借鉴美国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援助中心下,有选择性地设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和辩护律师指定办公室。针对公设辩护人制度可能存在的问题,除了加大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配置外,还需要建立无效辩护制度,以确保辩护质量。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缺失现状、原因及对策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缺失是律师刑事辩护率逐年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前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缺失现状主要表现为言论豁免权缺失、作证豁免权缺失及向法庭提供出示证言、材料失实豁免权缺失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为观念因素、司法体制因素、法律因素等,对此可从相应的三个方面采取对策,从而促使和确保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真正得到实现。

提高刑事诉讼中普遍辩护和有效辩护的建议

刑事辩护在刑事案件中是维护被告人权益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法,刑事辩护在现实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刑事辩护的辩护率明显偏低,二是刑事辩护的辩护质量不高。对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而言,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亟待加强,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的同时,提高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做到刑事诉讼的公平公正。

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改革实证研究

近年来,"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凸显,刑事简易案件拖延、积压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刑事简易程序单一的表现形式已难以满足刑事司法活动关于公正和效率的双重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刑事速裁程序改革试点。与刑事简易程序相比,刑事速裁程序诉讼程序更为简便,办案期限更短,适用条件更为严苛,更加注重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益。从试点情况来看,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办案资源配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刑事速裁程序适用率低、律师辩护率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未能充分体现、庭审程序不够简化。对此,应放宽适用条件、科学设置办案期限、认真贯彻落实值班律师制度、建立量刑激励机制、进一步简化庭审程序。

全国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宏观状况实证研究

刑事速裁程序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热点议题,其长达四年的试点工作是我国"实验性立法"的重要实践,试点过程中刑事速裁程序的制度建构及实际运行方面的经验势必深刻影响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试点期限内,全国范围内单人单罪案件中刑事速裁程序的运行整体呈现出四大宏观特征:适用总体比例不高,但呈现递增趋势;适用案件类型有限,但案件类型集中;逮捕率降低不明显,且波动幅度较大;辩护率虽逐年增加,但辩护效果不佳;创新司法机制体制,强化速裁改革活力。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后,刑事速裁程序的优化运行应当坚持稳步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着力降低逮捕羁押率、提高案件辩护比率和辩护质量,防止因为程序上的从简从快,而不当侵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