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研究中的阿尔都塞资源

当前我国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研究呈现出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的明显分歧,讲坛哲学固守"二唯"教科书体系,论坛哲学则在总体上实现了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转向。不过,这一转向主要是依赖国内学者对原理教科书的批判而得以推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的借鉴较少。实际上,阿尔都塞等人对于"二唯"关系有着极具深意的探讨,是我们加深相应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具体言之,阿尔都塞在显性的维度上,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哲学,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科学;在隐性维度上,却把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原则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种复杂的矛盾解读意味深长。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研究中的普列汉诺夫资源

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研究领域,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始源意义和枢纽意义,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普列汉诺夫实质具有两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一为辩证唯物主义式理解,这一路径为苏联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并且在当前我国依然通行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向中起着支撑作用;二为历史唯物主义式理解,这一路径又为苏联的教科书反思与中国的教科书改革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从而应当成为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思想推力。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1938年底传入中国至20世纪70年代,先后产生了7种中译本以及各种翻印、节印本和辅助学习文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曾成为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中共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主要学习内容之一,促进了党建理论体系、高等院校课程改革以及唯物史观思想改造。随着实践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及时补充和更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理论基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他强调:'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就指出,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由此可见,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并深刻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的理论架构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当代的价值与启示

在世界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重新发现一个多世纪前的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性的理论准确地预测并指导着人们的实践,自苏东剧变后受到冷遇的马克思主义再次被世人正视。文章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当今国内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这些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实践的唯物主义——完善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 要突破亦即改革“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结构,中外哲学界近年来发出了强烈的呼声。道理说了好多,最主要的一条是它不能充分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科学实质,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其生发、阐释与运用方面,使之离开人与物的相互作用,一味强调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物质运动规律乃是铁则或铁的必然性,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作内在地概括于辩证唯物主义中,从而达到淹没直至阉割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步。

名同实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都有“物质”这一概念,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将这两个“物质”视作同一概念。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根据,仔细辨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理论所应对的问题,就会发现这两个“物质”其实并非同一概念: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是本体论上的客观实在,它针对的是世界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是物质生产,它针对的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客观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但二者不是矛盾的,只是角度的不同,其最大的共同点是对客观性的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存在的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或社会存在的客观性。

论实践唯物主义——完善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要改革“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结构,中外哲学界近年来发出了强烈的呼声。道理说了好多,最主要的一条是它不能充分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科学实质,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其生发、阐释与运用方面,使之离开人与物的相互作用,贬斥人本主义,崇尚物本主义,一味强调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译本)前面的话

现在翻译出版的这部著作,是民主德国近年编写的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该书于一九七四年发行第一版,这个译本是中央党校郑伊倩、王亚汶、赵小红及北京大学陈嘉映等同志根据一九八一年的第八版译出的。据我所知,在我国翻译出版民主德国的哲学教科书,这好象还是第一次。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从苏共二十大以来。

艾思奇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编写与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艾思奇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试图摆脱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开始独立自主探索体现毛泽东思想、满足高等院校哲学教学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教科书的产物。这本哲学教科书在内容上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哲学问题争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水平。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它在编写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區别和聯系

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論,是真正科学的哲学或宇宙現。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論,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或历史現。这在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中本來是早巳明确了的問題。

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战略安排和重大原则,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汲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和分化

这篇文章的主要論点,是認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应当包括在哲学之中。这个观点,早在很久以前,刘丹岩教授即已在本校哲学教研室提出了,本文就是在这种啟示下經过研究写成的。

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統一整体——批判刘丹岩等同志关于歷史唯物主义不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主义观点

1958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小冊子,这是我校哲学系刘丹岩、高清海等同志于1957年春夏间所写的三篇文章的汇集。書中宣揚了这样一种观点,主張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断地分化:历史唯物主义不应包括在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認識論和范疇也將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在他們看来,“第一类科学(即哲学)是在科学中属于最概括的、研究范圍最广泛的知識部門,是反映一切运动形式的基本实質和共同規律的科学。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从乡村到都市:以生产方式为视轴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解读

在从乡村社会学研究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中,列斐伏尔发现不同于基于大自然物理空间的乡村田野和住宅,城市建筑、街道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以交换逻辑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市化实践,这正是他自己所关心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直接基础。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列斐伏尔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坚持生产方式的原则,但又特别想让人们从关注生产方式的历时性发展进程,转换到对生产方式共时性空间关系场境的关注。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中生成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在今天,就是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基于“资本”范畴的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变革、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赋予政治经济学范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内涵,发动了“术语革命”。从资本范畴来看,马克思批判并革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物的观点,揭示了其“社会关系”本质,归正了对资本的理解,开显了资本的本真意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不仅起到了革新政治经济学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实、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