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世界的辩证法——基于行动元理论解读《老人与海》

从行动元理论解读《老人与海》,发现这篇小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作品主题,蕴藏着对生命存在的三个维度思考,即个人总是置身于竞生、依生、共生的生命世界中。老渔夫和鱼之间是主体与客体的竞生关系,陆地与老渔夫之间是社会与个人的依生关系,大海与男孩之间是自然与人类的共生关系。这三个维度、三组关系交织一体,呈现出生命的丰富与赓续的精彩;而这正是《老人与海》所展示的生命世界的辩证法。

“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

“地方性的辩证法”是由这几年文学创作上比较引人关注的作品和现象而提出的讨论话题,我只能说一些粗浅的感受,这些感受交织着不同的层次:一是地方性的写作面对或背对的是什么,更直白地说,它试图摆脱的束缚和限制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或多种有形无形的笼罩性的力量,要抽空地方性,使文学写作变得更为均质、同质,甚至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写作的取向是向下获取自由和解放的取向,这样的取向是内在于文学本身的。

基于大模型的知识生产与启蒙辩证法

人们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中,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幻觉,即认为大模型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正因为这种幻觉的存在,大模型可能会从启蒙的理性变成新的启蒙神话。启蒙的意义在于保持一种开放性,而启蒙的神话就表明了这种开放性的消失。大模型的发展无疑会加剧世界的数学化。在此背景之下,权证就构成了未来数字世界的基本通货。过度的数学化也酝酿了新的工具理性危险。作为新的技术,大模型全面展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大模型拥有巨大的整合力,正在实现新型的知识大一统。这种弥散化的超能力会进入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没有个体可以逃脱这种超能力的捕捉。大模型会进一步加剧知识工业化,这将导致更为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大模型本身有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大模型更加深刻的意识形态会隐含在其免费模式和消费模式之中,同时想象的知识共同体最终又会服务于知识霸权。面对知识工业化的风险,应该建立知识生产的“手工绿洲”,用荒谬、隐喻和修辞来对抗理性,让人类保有通过具身体验来创造知识的能力,并且要避免同一性和绝对正确的神话。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实践智慧和学说体系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源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但只有“进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并“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才能真实地掌握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对于辩证法的最大误解,就是把思想的内容和形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割裂开了,把辩证法变成了没有思想内容、概念规定、理论内涵的纯粹的“工具”或“方法”。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不仅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生”的智慧,也是如何看待和对待“历史”的智慧,还是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智慧。把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升华为学理化、体系化的概念系统就是辩证法的理论或学说。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需要学习和研究学理化、体系化的辩证法理论。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就要在总结辩证法史的基础上,创建具有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的当代中国辩证法理论。

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生命辩证法

马克思的世界观实现了相对于旧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这就是把价值论的维度引入世界观,从而不仅回答了“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价值论问题。按照马克思的世界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本质上是人类这一物种寻求永生的过程。于是,世界历史进程便表现为人类文明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文明形态的演进遵循辩证法原理,而人类通过文明形态的演进,展现了人类独特的生命活动形式,即生命辩证法。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形态实现了人类文明中“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的辩证统一,使人类这一物种的永久生存成为可能。

事情本身的实践还原——马克思辩证法的现象学意蕴

马克思对现实与历史的分析具有现象学的维度。现象学主张撇开先在的、未经深思的预设回到事情本身之中考察其原始的发生,以此克服传统哲学对人与世界理解的偏差。以此来看,马克思对传统哲学问题的症结有着相同而且清楚的认识,他同样要求摒弃一切抽象的思想预设,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基础上,立足现实的主体与对象的关联,通过实践活动揭示了人与世界之间真实的辩证关联运动与历史性生成,开辟了理解人与世界的事情本身的道路。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已经具备了现象学的意蕴。

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历史演变及其辩证法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从理论特质来看,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成不变、既成性的,而是与时俱进、生成性的。从理论形态来看,从19世纪到20世纪、再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形态大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发展形态”和“创新形态”。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即“原生形态”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即列宁主义是由列宁根据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具体实际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从辩证法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形态”的基础是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的基础是认识辩证法,那么,马克思主义“创新形态”的基础就是战略辩证法。

深度科技化时代“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改革的因由与路径

深度科技化时代,理工科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基于“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现状和深度科技化时代与“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的强耦合关系,提出“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改革的针对性路径,旨在为“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促进我国“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科技人才,助力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段论与幻相逻辑——康德自然辩证法新探

康德自然辩证法的逻辑基础是传统的三段论推理。与黑格尔辩证法不同,康德辩证法不是推出真理的辩证逻辑,而是虚假的三段论推理,即幻相逻辑。它不仅存在于思辨哲学,还存在于实践哲学、美学乃至目的论等诸多领域。除二律背反外,它还有谬误推理和纯粹理性理想等不同形式。诸多康德辩证法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是自然辩证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一样源于理性对理念的追求,并带有必然性。但它的基础不是理性的自否定性,而是理性通过连锁三段论进行推理的能力。康德的自然辩证法可以通过连锁三段论得到形式化表述,它所追求的理念也是这种推理的条件序列构成的整体,它可以通过这种推理指导自然科学建立知识体系。

“中和”与书法艺术辩证法

从先秦“中”“和”观念发展而来的“中和”思想规约了中国艺术的理想境界与价值鹄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艺术辩证法。在书法中,“中和”体现在“情感”的中节合度、“法则”的对立统一、“风格”的众体兼备等方面,是各种风格元素交融互渗之后的典范形态。当代书法界应抑制过度追求标新立异的冲动,回归中和的审美心态,书家要实现笔墨与情感的共舞;创作上力避纯视觉化的倾向,依照“中和”的美学圭臬,对作品形式要素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加以探究与验证;同时应注重书法生态的整体平衡,兼蓄并包,和而不同,以臻至“中和”之艺术胜境。

重思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

当我们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等概念表述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形态时,意味着在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但由于对二者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和内在机制缺乏充分的自觉,在具体阐释中导致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支离和分裂现象。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哲学史,反思为何一般唯物主义无法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并自觉地意识到只有能包容唯心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新型唯物主义形态才能实现对后者的克服。马克思哲学以感性实践观点为基础所确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同时由于它内蕴的辩证本性,因而也就是辩证法的新形态。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变革与辩证法理论的变革是一同呈现并同时发生的。只有对此有充分的自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

历史肉身的生成与更新:梅洛-庞蒂历史现象学对卢卡奇辩证法的改造

梅洛-庞蒂的历史肉身致力于化解历史规律和历史更新之间的争端,他通过把卢卡奇引发的争议还原为历史上内外关系的难题而阐明这一概念。他赞同卢卡奇辩证法的反教条主义起点,认为他对韦伯合理化模式的推进承认了历史生成,但批评卢卡奇的总体性用革命目标限制了历史的终点。梅洛-庞蒂用现象学还原拆除了总体性对历史生成的限制,进而把历史还原为社会维度上的“社会生成”,即社会的建制化进程。这种现象学在社会建制的肉身化还原中整合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以区别于意识构成性的方式更新既有的历史观。最终,历史现象学通过揭示历史肉身的生成性原则,推动了历史理论朝向未来实践的开拓创新。

论马克思空间辩证法的四重向度

马克思开启了独特的空间辩证法的视野,这一空间辩证法主要关涉四重向度:一是“在场”与“缺场”的空间辩证法,其基本指向是人的对象化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既是在物的世界中人从“缺场”走向“在场”的过程,亦是在人的世界中物从“缺场”走向“在场”的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场”与“缺场”的空间辩证法现实地体现为物的世界的“强势在场”与人的世界的“空前缺场”。二是“同一”与“差异”的空间辩证法,其基本指向是历史空间的总体性与多样性,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阐释了现实历史运动的总体的结构性特征,同时,马克思视野中的历史不是无空间差异的均质的线性历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同一”与“差异”的空间辩证法具体体现为空间生产的普遍物化与差异化的空间生产的式微。三是“部分”与“整体”的空间辩证法,具体关涉三个维度:现代视野中的民族与世界、个人与社会、经济生活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四是“中心”与“边缘”的空间辩证法,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心”与“边缘”的空间辩证法主要关涉资本宰制下空间生产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的场域涉及全球空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内部。通过以上四重向度的探讨,马克思既呈现了空间辩证法的“一般”,即一般意义上空间的生产与社会历史过程的辩证关系,同时又呈现了空间辩证法的“特殊”,即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的辩证关系。其中,后者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领域。

《启蒙辩证法》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批判的三个维度

《启蒙辩证法》从三个维度批判了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自我持存在技术理性中走向异化;人为了实现自我持存的目标,通过技术去控制大自然,结果却遭到大自然的威胁与报复;技术浸染下的文化工业使自我持存变为丧失自我。研究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的悖论,分析在技术理性控制自然和文化工业中自我持存的后果,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人类生存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辩证法与希望的“世纪之争”--简评布洛赫的黑格尔阐释

在西方学界,布洛赫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对于重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均极有建树。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点、性质、架构、唯物论“潜力”等方面的阐释推陈出新,有助于澄清误解,展示这种辩证法的当代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思想眼界的限制,布洛赫对《精神现象学》各“动机”的零散把握与对《逻辑学》的人本主义式还原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仍有较大局限,这决定了他的“希望哲学”的思想高度有限。将布洛赫式“希望”依次置于左翼思想传统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仍有若干可与之“争辩”之处,值得深入发掘。

《祝福》“叙述的辩证法”思辨三题

“叙述的辩证法”指向《祝福》小说文本叙述中所体现出的深刻的内在矛盾纠葛形态,以及于对立统一中揭示微妙交替转化的演进过程等特点,由此营造独具一格的叙述张力,形成文本的多重复杂意蕴。其主要体现在“祥林嫂的故事”叙述中“我”的介入、“我”的心理独白式叙述及多重声音、叙事结构的形式意蕴建构等方面。

重释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马克思在论述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时明确指出,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然而,关于“批判”本质的本体论根基、理论指向以及在现实运用中的表现形式,学界还尚未达成共识。在特定的叙述语境中,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存在”为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发挥本质性作用奠定根基,使得辩证法的批判性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根基上获证自身的本质地位;马克思在深入社会历史总体以揭示资本主义生成逻辑的过程中,呈现了辩证法“批判”本质的理论指向在于历史总体的批判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运用中,马克思揭露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对立,并在审视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统一关系中形成了应然批判的现实运用方式。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实践语境中,才能获得对辩证法“批判”本质的充分理解。

空间批判与历史叙事--论詹姆逊对辩证法的后现代主义建构

詹姆逊对辩证法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强调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从哲学到非哲学、从时间逻辑到空间逻辑的转变;二是通过重读《资本论》的辩证法,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批判是辩证法的具体化或内在性的实践,并由此将辩证法的空间批判扩展到对于资本全球化及其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审视;三是通过对保罗·利科的时间叙事理论的辩证解读,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叙事结构引入对唯物辩证法叙事逻辑的阐释,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向度开辟了新的道路。詹姆逊对辩证法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为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探讨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和激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力开辟了新视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原创性贡献

基于辩证法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语境分析,《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原创性贡献是多方面的。《矛盾论》认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就是两种宇宙观”,从而把宇宙观、发展观、认识论统一起来。《矛盾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对客观矛盾和主观矛盾的普遍性及两者关系有创新性揭示。《矛盾论》揭示了矛盾的特殊性与事物本质、与事物的阶段、与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相互作用的深层关系。《矛盾论》用中国话语创新性地揭示了矛盾统一性和斗争性,阐述了一个深刻的原理,即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在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中阐发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及其理论变革——俞吾金教授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探索

将唯物史观把握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并在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内在统一中理解和阐释马克思辩证法及其理论变革,这是俞吾金教授在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俞吾金教授认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与其唯物史观外在割裂,必然导致对马克思辩证法理论本质的“遮蔽”。基于这一理论反思和自觉,俞吾金教授在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中开启了“问题域的转换”,揭示了马克思在辩证法与唯物论上所实现的双重转换,使被抽象化解读的辩证法回归“生存论的本体论”的思想地平。俞吾金教授提出的“向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复归”构成了他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理论变革的理论纲领,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俞吾金教授对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探索是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缩影,为推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