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技术代码视域下功绩主体的自我剥削与自由悖论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点,既承载了数字生产力的纯粹要素方面,也维持和重塑着数字生产关系。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表征了数字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内聚统一,形塑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崭新的功绩社会。功绩社会下,驯化主体被功绩主体所代替,功绩主体将传统的否定禁止和他者剥削翻转为肯定示好和自我剥削,自我剥削打着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优化和自我完善的幌子,实际却是自我征服、自我促逼、自我耗散和自我毁灭,由此呈现出自由的功绩主体不自由的悖论景象。对此,我们需要求教和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技术批判的原则方法,透视和掌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和技术本质,识破功绩主体自我剥削的不自由真相,分析其深层本质和致因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一种真正自由的可能的未来方向。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辩证自由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辩证思维方式出发,重视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进行积极引导,从社会意识层面关注人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意识建构,阐释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培育具有自由、平等、友善意识的社会成员,发挥健康合理、拼搏进取的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影响,塑造富有朝气、团结合作、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黑格尔自由—权利辩证法视野下财产所有权概念的三层自由意境

作为个人权利的生命、身体及财产所有权,是黑格尔自由—权利辩证法中的一个特殊环节,它根本地源于人自身的自由和理性精神本质,是个人获得自我认同、互主体性认同以及其他一切诸如宗教、文化、教育、道德等精神领域自由—权利的自然基础与物质前提,具有不可任意侵犯和剥夺的神圣性。但是如果将所有权至上的自由理想加以直接实践,便是一切人对一切人关于物质利益和财富的自由争夺,精神和道德将被淹没其中。所有权的普遍现实性,在于自由开放的市民社会与伦理国家的有机统一,亦即法、道德和民生福利的内在统一。

绝对精神的政治现象学批判:黑格尔的自由-权利辩证法

黑格尔的权利哲学不应理解为其预先规定或设计的逻辑学方法的技术性试验与应用,或三段论逻辑命题的机械构造。相反它是"绝对精神"作为人类自由-权利本质实现自身的政治现象学批判,包括对从法-道德-伦理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不同的自由实现环节或发展阶段的肯定与批判。这正是人类寻求自身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权利在法和伦理政治世界中获得全面发展与实现的历史性实践创造,即自由-权利的辩证法,它对当代国家法和伦理政治世界的真理认知及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黑格尔自由-权利辩证法视野中的伦理国家及其实践建构

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概念源于人类自由-权利辩证发展的历史产物,即人类寻求自身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权利全面发展和实现的历史实践与创造。这意味着伦理国家的实践建构,必须以精神和道德的自由与平等概念为根本价值准则,使所有公民个体获得生命生存和财产安全及幸福自足的物质生活,发展以公民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伦理教育和民主政治,建立与公民普遍利益及其理性自我意识相一致的伦理政治秩序,使人们在普遍享有其自然和道德方面应有的尊严与财富的基础上,回归自身精神和道德的自由本质。

黑格尔自由—权利辩证法视野中的个体自我与伦理共同体

关于个人与社群谁更优先和本质的辩论,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伪问题。在黑格尔的自由—权利辩证法政治哲学看来,法权—道德—伦理,以及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都是人类自由本质实现的不同方式或环节。它们既不是平行的具有同等价值的罗列,也不是严格按价值或本体论优先次序的前后排列,而是共同构成人类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具体权利获得全面实现和发展的有机整体。因此,个人与社群或个体自我与伦理共同体,实际上是个体生命中自在统一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品格的外在实现和存在形式,属于个体自我全部内容获得整体性表现的有机构成要素。谁都不是固定静止的起点或终点,它们共同处于人类自由—权利及其社会制度的永恒运动发展中,亦即人类自由和理性精神愈益发展和成熟的历史文明进程之中。

从黑格尔的自由—权利辩证法到马克思的经济—阶级辩证法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通常被人们理解成唯物对唯心、实践对意识或历史现实对抽象概念、经济学对哲学等的批判改造或颠倒超越。这种理解将二人哲学中原本内在统一的“灵”与“肉”分离和割裂开来,在实践上导致扭曲的社会发展观和分析方法。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由—权利辩证法的“走入”与“走出”,充分体现了二人辩证法的“内核”与“外壳”关系,以及进一步“消灭哲学”与“消灭阶级”的内在关系。

哲学人学的前提批判——兼谈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自由观

人的自由问题是哲学人学的前提性问题。西方传统哲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有机械决定论、非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等几种基本观点 ,而当代西方哲学中又出现了调和论、取消论等 ,但所有这些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偏颇和困惑。国内学术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自由观的研究也存在着诸多误区 ,通过全面考察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 ,可以得出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自由观实质上是一种立足于现实性。

哲学自由观念的确立及其思维方式转换

在近代哲学史上,自由观念的确立受到科学世界观的影响,属于认识论范畴。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的错误观点,全面地阐述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自由观。马克思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哲学的传统,阐述了他的个性自由观。

马克思何以创立经济-阶级辩证法的实践哲学范式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思想精髓,关键不在于它是否以"实践"为其核心要素,而在于它是以"经济"和"阶级"这两个根本的实践要素为其核心概念,为人类自由本质真理的客观实践寻求和分析具体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或物质基础与主体力量,创立了不同于黑格尔自由—权利辩证法的经济—阶级辩证法哲学思维范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统一。

马克思社会历史辩证法中的正义思想

回答“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合理打开方式是阐释清楚“马克思是如何理解正义的”。社会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理解正义概念的原初语境,马克思的正义批判、正义阐释与正义建构都蕴含着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运用。社会历史辩证法具有多重维度,通过维度之一的自由辩证法可以清楚透视马克思多次批判法权正义,根本原因在于法权正义无法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个性自由、自由全面发展等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通过维度之二的范畴辩证法可以深刻理解马克思阐释正义的范式革命,不同于“观念的建构”的正义观,马克思通过财产所有权、生产方式、资本、劳动等政治经济学范畴,阐释了正义是社会物质关系的产物的观点;透过维度之三的劳动辩证法可以把握住马克思在具有历史规定性的劳动概念的基础之上将正义原则的辩证运动过程历史化,建构了历史性、多层级的正义思想。通过社会历史辩证法的三维透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正义思想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辩证法的三个维度——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辩证法形态争论的启示

关于何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一直存在不同的解释。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并且引发了新的争论。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形态英美学者做了许多阐释,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种:体系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与自由辩证法。体系辩证法阐释概念的逻辑,其鲜明特征是追求理论的科学性,它集分析方法、说明方法与解释方法于一体。历史辩证法阐释资本的逻辑,对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总体性把握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内容。自由辩证法阐释解放的逻辑,具有历史具体性、实践性与客观性。英美学者对马克思视域中辩证法的解读涉及的其实是辩证法的三个方面,这三种形态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价值。把这三种解释看成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三个维度,不但可以纠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一次完成"的流行看法,而且也能够深化对马克思辩证法构成形态的认识。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

本文针对我国法律体系即是部门法体系的观点进行了评析 ,认为无论是在划分的标准、目的、原则上 ,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原则 ,即权利的神圣性与权力制衡的对抗性辩证统一原则、公平与效益辩证统一原则和自由与秩序辩证统一原则 ,进而提出了以利益为标准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在宪法统领之下的国家法、社会法、家庭法和自治法四大部类的新观点。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权力及感性渗透——论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立足于当下人类“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处境,主张数字技术不仅是工具和手段,而且是人类的新型生存模式,主体的数字化重构导致“肉体人”转向“数字人”,这触发了其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的形成。他通过揭示数字时代的治理技艺,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社会权力范式的内在转换:权力管控模式从福柯、阿甘本所言的生命政治转向数字精神政治,权力指向对象从物质的感性身体、生命转向非物质的精神、欲望,其手段是对精神进行扶植式管控。与之联袂而行的是,在“自由辩证法”的加持下,数字精神权力的毛细管渗透到主体的愿望、欲望、需求以及潜意识等非理性层面,数字人置身于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中,在享受极大自由的同时无不处在监视和凝视之中。同时,数字审美资本主义中的精神权力对情感、游戏和绩效等感性因素的收编与利用,使数字人不停地自我剥削与自我暴露,从而成为新型的“神圣人”。总体而言,主体作为感性的存在,其物质性身体与非物质性精神无法分离,因而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理论不能取代生命政治理论,更多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