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边地书写的多元透视及价值考量

以沈从文、艾芜、蹇先艾、端木蕻良、周文、马子华、彭桂萼等现代作家创作为代表的边地书写别具特色地建构了具有三重象征意义的边缘文学空间,艺术化地呈现出“边地”独有的文化与文学特征,展现出文化中国与文学中国的边缘魅力。边地与中原、现代与传统、世界性与民族性等价值坐标构成了现代文学边地书写的着力点,成为考察边地书写建构“三重象征世界”的关键词。

边地书写中的伦理向度、伦理困境和救赎可能——以冯良《西南边》为考察对象

冯良的《西南边》经由对多元文化背景下人民伦理、个体自由伦理和政治伦理的指认、反思和超越,不仅完成了对边地叙事伦理的延展、补充和丰富,更彰显了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直面官方与民间、个体与族群、边地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等复杂关系的伦理勇气和伦理期待,建构了边地族群乃至全人类从精神伦理和生态伦理中重获救赎的可能。这种可能,既是边地书写的伦理进路,更是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和方向感。

战时西南边地书写中的“现代文明”反思与建构

民族抗战的全面爆发促使边地空间的多维发现,这其中的西南边地因其特殊的空间地位而成为战时“活力中心”,涵括其中的文学、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实际发展态势亦随之生成了多元化的边地效应。如此,外来的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抗战文化理念与本土文化人存在的分歧应时而出,本土作家对外来经济大规模入驻边地经济带来的生态文化改变的担忧,外国传教士在边地区域内的传教活动对边民群体的影响,而这些面向对思考战时边地文学书写中“现代文明”的反思与建构问题具有言说意义。

邓缵先诗文中的边地书写与大一统观念

民国诗人、官员邓缵先在戍边18年中留下众多优秀诗文,诗文中的民国时期新疆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都体现出一代爱国文人对于祖国河山的热爱以及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一统观念。

洪亮吉西域遣戍诗的边地书写

清代遣戍伊犁官员洪亮吉在西域征途中,以诗文的形式记载了路途的艰辛、边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内心情感,其遣戍诗歌大多收在《万里荷戈集》《百日赐环集》两部诗集中。这些诗歌多用比喻、夸张、对比、衬托等表达技巧,在写实的同时极富想象力,为当时文人了解西域提供了资料,也在清代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

突围与归依:礼失而求诸野的精神宿地——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边地书写

"礼失而求诸野",每当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现实环境中受挫、精神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往往将目光投向边远地带。面对新世纪的新变,"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又一次惯性地作用于当代作家身上。范稳、马丽华、党益民书写的藏地高原是天性纯朴、圣洁十足的精神绿洲之所在;迟子建与阿来笔下偏远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与"机村"成了作者唤回民族文化根性的依托地;红柯和董立勃则把目光锁定在新疆大野,讲述着西部边地的美满人性。

论中国现代文学边地书写的双向文化互动

以沈从文、端木蕻良等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将自身体验的边地世界进行审美化建构,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现代文学边地书写模式。这类文学书写以特有的边缘姿态形塑了诸个边地文学空间,彰显出自由而驳杂的边地文化状貌,形成了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既在对话中交流、同时又在摩擦中交锋的文化态势,构建了边地中国的独特图景。现代文学边地书写的这种双向文化互动不仅有效地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表现场域,而且极大地提升了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品格,丰富了文化中国的版图。

论白桦“十七年”时期的云南边地书写

"十七年"时期,白桦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以云南边地生活为背景的诗歌和小说。他以现代性的隐喻手法、民族视角的叙事策略书写边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重新审视云南边地的风貌,呈现了"中心—边地""自我—他者"的关系。

浅析阿来“山珍三部”中的边地书写

阿来近年推出中篇小说系列"山珍三部",依然是立足于青藏高原的作品。小说通过对恶劣生存环境、偏远落后生活的叙述,同时描绘诗意的自然风光,并以高原特产作为一种印记,表现边地书写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突出宗教信仰、自然生命、人性温暖等精神内蕴。作家反思消费主义对当下边地生活的冲击,也具有探讨的价值。

论李娟散文的阿勒泰书写

李娟创作了大量带有浓郁阿勒泰地域特色的散文,使阿勒泰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坐标,带给读者全新的审美体验。她细腻记录和书写阿勒泰地区的自然之美与游牧民族的生命形式,呈现出文学地理视域下的人文景观特色,促进了新疆的文化保存和文学地理空间重构,为西部散文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论“十七年”文学的云南边地书写

"十七年"文学借助云南边地生活的书写,强化着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云南边地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方式表现少数民族"新人"的成长;云南边地书写呈现了少数民族"新人"劳动和爱情生活的人性之美和阶级内涵,以及人性与阶级性、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张力关系。

“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例

文章从"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出发,以"边地中国"为立足点,在"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之外,指出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和国家历史形成路径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以抗战时期新文学对"大西南"的发现和书写为例,对这种特殊性作了梳理,分析了"大西南"书写给"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特殊历史品质,指出了这些特殊历史品质的世界性意义。

民族国家想象的需求与可能——论十七年小说的边地书写

边地乃边疆地区之谓,远离内地,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动员和加强生活在边地的各少数民族对共和国的认同或忠诚,是新生国家政权的迫切任务之一。十七年小说的边地书写,成为了建构民族国家想象与认同的表意工具。它通过建构与内地共享的革命历史记忆,叙写边地新貌,承担着论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与光明现实和未来远景的任务,同时通过对边地独异性的某种遮蔽,彰显着民族国家的文化领导权。

论李琦诗歌的边地书写

李琦的诗歌将目光投向东北、西北、西南等遥远边地,通过对边地生灵、自然景致、民风民俗的刻画构建了一个诗意化的理想精神家园。诗人在边地中展现理想人生样式,在自然中寄托了美与神圣。李琦诗歌中的边地呈现了一种“向后看的乌托邦”情调,暗含了诗人对传统的认同与对现代化的反思。诗人在对纯美边地注入理想化浪漫色彩的同时也不乏理性的思辨精神,对边地未来有着清醒的预见,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边地的苦难底色,展示了诗人直面现实的可贵勇气。

乡村社会:从“中心”书写到“边地”书写--从“乡村建设”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更加鲜明的针对乡村社会的题材特征。对于乡村社会的重视或关注表面上看是不同的文学表达方式或不同的表现艺术的体现,但是,决定这些不同表达方式或表现艺术的根本原因则是一种带有政治倾向性的价值立场。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针对乡村社会的书写方面基本上经历了从“中心”到“边地”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多重的转型,既有政治体制方面的转型,也有文化观念方面的转型。在这些“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很不一样的,实际上,这就是引起从“中心”书写到“边地”书写这一过程的根本原因。不同的书写方式必然能够体现出不同的意义,而针对不同意义的进一步的分析需要注意到这样两个方面,其一,乡村社会的重要性程度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其二,如何理解乡村社会以及如何认识整个社会的总体发展对于书写者来说也是一个历史理性的问题。乡村社会的从“中心”书写到“边地”书写这个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更不是一个纯粹的书写方式或表现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取向的转换的问题。

边地生存图谱的描绘与文学精神的表达——论新世纪陈应松的中篇小说创作

21世纪以来,陈应松的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特点,他以贴近乡村生活真实的笔触,刻画出生动而耐人寻味的人与物的形象。其文本在语言叙事、创作方法、民间视角、自然生态上表达了独特的文学态度,他以虔诚的方式构建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桥梁,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严肃的文学精神。他对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注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使其文本体现出深厚的人文性,这也增加了作品的意义厚度。以这样的特征,他的文学创作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同时也获得了与沈从文"湘西世界"书写的对话性的阐释空间。

简论晓雪诗歌创作中的乡恋书写

出生于云南苍洱之间的晓雪是一位优秀的白族诗人,他以诗评崭露头角,又以诗歌创作驰骋文坛。在他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苍山洱海始终是他笔下的着力点,浓郁的乡恋贯穿于其诗歌之中。他一方面尽情书写富有边地风情的白乡故土,捕捉着奇异的民族风,另一方面,他也在努力关注、思考民族和故乡的历史命运,并以神话叙事诗的形式来展开书写。

民族志与现代文学的复调叙事——论邢公畹1940年代的“故事采集者日记”

本文以邢公畹1946-1948年间创作的系列小说为研究对象,聚焦边地书写进入国族叙事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如何讲述一个边地故事"的分析,探讨其文体意识与历史象征。由于人类学复调叙事的引入,邢公畹"边地故事"的张力得到极大拓展,他将传统的志怪行记、现代文学及民族志融为一体,边地书写在向国族叙事靠拢的同时,保留了不同国家/族群/阶层/宗教信仰者的声音。将"他者"的故事纳入民族国家叙事框架,不仅是一个文体问题,也意味着历史观念的变化。在新的文化语境和理论资源中,重新讨论"故事"可能蕴含的丰富性,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个文学神话的诞生:再议1990年代的西部散文

1990年代西部散文空前繁荣,不仅代表了西部文学的创作成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代散文的应有高度,可以说西部作家创造了一个令人追念的文学神话。追踪1990年代西部散文之所以繁荣的成因,我们发现,西部作家在三大题材领域做出了重大突破,这就是乡村题材、边地题材和荒原题材。西部作家紧扣地域文化的特征,而在三大题材的书写中渗透了其对时代、人性和人生的思考,这也使西部散文具有了极大的示范意义。

《西南边》:以边地小人物书写民族大历史

《西南边》所展现的民族大历史书写在小人物的人生边上。那些既不是历史行动的主体,也没有特别体现历史情境限定的个体,隐含着清晰的人性意识,其个体生存体验因注入了时代变量而具有了普遍意义和历史张力。处在边地与“中心”、传统与现代、“革命”与“爱情”、生存“智慧”与率真性情之间的彝汉民众,既有对过往凉山的诗意寄托,也有对未来凉山的憧憬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