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边境治理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随着边境地区成为国家对外交流合作的前沿阵地,边境治理研究逐渐从边疆治理的笼统框架中剥离出来,成为精细化的独特研究领域。学者们通过对边疆概念的辨析,界定边境概念,阐释边境治理的双重属性。丰硕的研究成果中,既有针对边境治理的理念、视角、方式开展的理论维度的探究,又有从安全、发展等方面进行的内容维度的阐述,还有对边境治理的模式维度的建议。虽然边境治理研究取得了可观成绩,但仍需从多学科拓展、研究方法的多元、研究内容的丰富、边境区域的全覆盖等方面进一步深化。

边境治理中“体制吸纳型”群防组织探析--以外事界务员为例

地方政府通过“体制吸纳”方式,将分散的边民个体统合起来,进而建立了具有守边固边功能的群防组织。基于外事界务员组织的考察可以看到,历史上边境群防组织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此后随着边境治理活动的推进而不断完善。依托于选拔、培训、考核的行政管理体制,群防组织得以规范化运行,并按照“吸纳性治理”逻辑嵌入边民熟人社会、处置边境微观问题、参与管边控边。但与此同时,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不能完全适应边境治理形势和需要。应立足建设“边民有责、边民尽责、边民享有”的边境治理共同体的全新要求,推动边境群防组织转型升级。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的边境治理路径探索

当前我国边境治理面临多元风险挑战,亟待探究新的治理路径。新时代“枫桥经验”内含“法治治理”“情感治理”“技术治理”三重内涵,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嵌入边境地区治理路径,通过主体上塑造党建统领下的人民主体、过程上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治理过程、目标上追求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平安和谐边境、保障上突出边境治理创新的技术面相,推动边境治理作出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目标的调整和转向。

边境治理中跨国婚姻移民的身份重建——基于广西中越边境市县的调查

对广西边境8县48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治理技术的精细化凸显出跨国婚姻移民身份缺失的矛盾;尽管这个群体渴望中国国籍,但在现行法律政策下只能通过补办护照、婚姻登记以及团聚签证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边境三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广西涉越婚姻登记人数骤增,这与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受理补办护照业务密切相关,中越两国合作共治取得显著成效;政府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合法化的主导力量,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依然重要,这个群体强烈的办证需求催生民间代理人,东兴外国人服务中心在护照代办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工机构成为涉越婚姻登记政策宣传的生力军;专项治理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重建的可行方向,须明确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的职责。

中国边境治理研究:从单一视角转向复合视角

当前的研究多将边境治理视为一种"单一结构",即针对边境特有问题,尤其是"跨境"问题的专项治理活动。这种单一视角对于边境治理的定位并不准确,同边境治理实践并不吻合,所形成的知识结构也不完整。事实上,中国的边境范围包括边境地带和边境政区两个层面,边境治理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治理客体包括一般地方事务和特殊的跨境事务,治理方式包括专项治理和非专项治理。概言之,边境治理是由"跨境"治理与"地方"治理共同组成的一个"复合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应从单一视角转向复合视角,形成对边境治理的整体性认识,从而推动边境治理研究领域的构建和发展。

边民意识: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

近年来国家决策层的特别关注以及专门性边民政策的出台,将边民在边境治理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而边民自觉参与边境治理的行为,又受到边民意识的根本性影响。作为一种特定群体的国家意识,边民意识是在边境场域中经由多重机制建构起来的,它由领土意识、国民意识、跨国比较的"获得"意识、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构成。历史上边民意识在捍卫主权领土利益、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方面都体现着不可替代的资源性价值,其强弱攸关边境的巩固和振兴。时至今日,在国家发展已对边境治理形成了更高期待的形势下,应跳出"跨界民族"的传统认识框架,通过机制创新来实现边民意识的再建构和再提升,从而进一步发掘和运用这一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

以县治边:中国边境治理的行政单元

近年来边境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的地位空前提升,由此将如何认识进而优化边境治理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中国的边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范围,而是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基层政权建制,县域是界定和划分边境的基本空间单位,140个边境县和58个边境团场共同构成了狭义上的边境区域。在这样的空间场景中,县域的公共性问题,也是国家的边境问题;县一级的地方政府,也是边境政策的落实主体;县域的治理过程,也是边境治理的基础环节。总之,沿边地带的县域治理,构成了中国边境治理的基本行政单元。为此,给予边境县以特殊性的关注和支持,是攸关国家边境治理成效的关键所在。

边境治理中的跨国婚姻移民:特征、动力及其影响——基于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实地调查发现,跨国婚姻移民现象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不仅数量增长迅猛,地域空间扩大,而且族际通婚比例快速上升。深入挖掘其形成的内在动力,发现其更多是受到民族国家制度与政策差异、市场经济牵引等现代因素影响。随着跨国婚姻移民现象的普遍化,其对边境治理的影响日渐深入,既有负面的,更有积极的。只有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一现象,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善的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体系。

边民帮扶政策与边境治理现代化——以云南省X县为例

边民帮扶政策作为中国特色的治边政策,在边境治理中发挥着促进边境稳定、维护边境安全、加快边境发展、推进边境治理现代化等作用。边境县作为执行国家边民帮扶政策的主要主体,肩负着推动边民帮扶政策落实的重任,因此以边境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比较适宜的。研究设计的边民帮扶政策满意度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示显示:云南省X县的边民帮扶政策存在着诸如政策“造血”能力偏弱、政策内卷化趋势明显、政策系统性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应从提高帮扶政策的实效性、系统性、规范性以及提升边民家庭发展能力上加以改善。

大数据时代西南边境治理模式创新

西南边境是我国边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边境治理有利于我国边境的稳定与发展。然而,随着国家崛起和社会发展,传统边境治理模式已显现出不足,无法满足边境发展和国家发展的需要,传统边境治理模式亟待创新。同时,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边境治理模式创新带来了机遇,大数据技术在西南边境治理中具有较强优势,将会发挥较大作用。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西南边境治理,归纳出大数据参与西南边境治理的路径,从而得出"大数据+边境地方政府"的治边新模式。

边境治理中的空间、权力与话语建构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边境空间基于边界线的封闭性与政治性,权力与话语的建构都呈现出一种异于他处的特点,空间话语体系也经历了一个从王朝时期的"边缘"到现代国家"边境"的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边界的划分在政治策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权力不仅内化于国家,更贯穿于国家与边民社会的互动之中。基于边界线的国家权力在面对国际生成主权的同时,更是将边民的身体纳入一种体系化的规训制度中,并进一步内化成为边民的自我规范,在国家权力范围内指导自己身体的实践。

缅北局势负向效应外溢下中缅边境治理研究

我国西南边境和缅北山水相连,缅北是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比较活跃、复杂的地区,其缅北长期冲突局势不仅阻滞了本国民主和平进程,其负面效应也给邻国边境地区带来严重影响,危及到边境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且不断向外扩展的负面效应影响地区安全局势。因此我国中缅边境治理需要跳出传统边境治理垂直思维,采用跨境合作、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思维应对各种挑战,提升边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

边民补助:一种陆地边境治理的政策机制

陆地边境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为巩固边防,改善边境地区民生,国家先后出台了许多专项政策加强陆地边境治理,推进边境治理现代化。边民补助作为其中一种陆地边境治理的政策机制,是边境地区边民的一项政策性收益,也是国家联结边民的政策纽带。边民补助政策机制蕴含着陆地边境治理的多种功能,但在实际的发放中不能简单地完成补助发放任务,更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好这一政策,有效发挥其治理功能,培养和塑造边民的国家意识、国土意识、国防意识、国门意识和国民意识,从而引导边民守土固边,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跨境安全与发展:澜湄区域的边境治理

澜湄区域治理是澜湄六国为了应对共同的问题和谋求共同的发展而形成的区域性合作共识和具体的实践。随着澜湄合作的不断深化,连接澜湄国家的边境地带也逐步形成一个新的互动层面,并成为决定澜湄合作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当边境地区逐步变成一个动态、开放的前沿地带,我国与澜湄国家之间利益逐渐增多的同时,也更易受到周边国家问题的影响。把边境作为一个焦点进行研究,有利于把澜湄国家的边境问题具体化、深入化。边境地区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的前沿和核心地带,边境治理也是澜湄区域治理的重要一环。以边境治理来推动澜湄合作,对加强澜湄区域的安全与发展及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边境治理中的边民参与

边民是边境治理的基础性主体,边民参与边境治理是提高边境治理水平和绩效、实现边境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以边民主体性为逻辑起点构建“角色—行动—能力”结构模型,成为分析边民参与边境治理能力的依据,增能边民是实现这一结构良性运转的触发点。审视边民主体行动能力存在个体行动的负面评价、社会关系的负面经验、环境障碍的无效行动等问题,在不同层次上造成边民参与边境治理能力的弱化。基于此,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进物质资本、重构社会资本、优化政治资本等方式增能边民,为边境治理参与能力的强化提供支撑和保障。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新疆经济发展与边境治理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区,新疆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与推进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五大发展理念指导新疆经济发展与边境治理创新是"一带一路"战略下新疆所面临的一次重要的发展理念变革。本文从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性,分析了新疆经济发展现状与边境治理经验,并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出发,对新疆经济发展与边境治理提出了有效的指导和建议。

边境治理现代化研究:理论逻辑与基本路向——基于中越边境基层干部培训的思考

边境治理现代化,不仅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赖以持续运转的安全性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之逻辑选择在实践维度得以存立的要素补充,更是呼应国家发展诉求和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边境治理的“中国方案”。边境地区基层干部培训制度作为破解边疆治理现代化客观瓶颈之道,以践行边境党治夯实马克思理论在边境治理厚度的政治逻辑,构建问题导向型边境基层干部教学培训模式是精准把握培训需求的实践向度。良好的边境治理效能既是边境基层干部培训制度转化的直接成果,也是有力证明边境基层干部培训制度显著优势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实践逻辑。

边境乡镇:“家”与“国”在边境有机统一的重要治理单元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这句话道出了边境治理一个重要的价值追求,那就是让边境各族人民在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同时守护好祖国的边境,实现“家”与“国”在边境治理中的有机统一。但是要实现这一愿望需要在现实中找到一个具体的可行的治理单元。边境乡镇,一方面它是国家的边境,一方面又是边民世代生活的家园,与内地乡镇不同,边境乡镇是“国”与“家”联系最为直接的区域,虽然当前一些客观因素制约了“国”与“家”在边境乡镇的有机统一,但是可以通过边境乡镇治理的发展完善来促进上述愿望的实现。

多维视域下边境安全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背景下,中国政府对边境安全治理问题表现出极大关切,展现了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的决心。以边境安全治理问题为研究基点,针对中国边境安全治理的现状与困境问题展开探讨,揭示我国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执法合作在解决此类挑战中的关键作用。引入执法安全合作、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域模型,从法律和法规框架、情报共享与分析、联合执法行动计划、标准化培训、技术和设施支持、国际协议和合作框架等多维要素出发,创新性地提出边境安全治理机制的构建策略,以全面应对全球边境安全治理挑战。

锡林郭勒盟:打造祖国北疆边境治理“金招牌”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建具有地域特色的“草原枫桥”社会治理品牌。在品牌引领下,围绕党建引领、服务提质、数字赋能,探索建立以“草原110”联防队员为骨干,北疆综治“乌日特”(驿站)、信访代办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等为主阵地的边境治理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