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墙格局与苗疆社会——基于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历史学考察

清初,清廷秉持"教化训导"苗民的政策,两次罢议重修边墙,并未划分苗汉疆界。但"苗乱"仍行,至乾隆六十年(1795),最终爆发了乾嘉苗民起义。此次起义引发的震动,使清廷意识到苗疆问题的重要性和苗汉关系的复杂性,开始更全面和整体地思考苗疆治理。因而,为疏导苗汉矛盾,调和族群关系,防止汉民滋扰苗民,稳定苗疆统治,清廷转变治理思路,基于明朝边墙旧址再筑110余里边墙,又增修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厢、关门等1177座边防设施,构成边墙与边防体系,增强治安管理,划分民、苗界址,实行苗汉分治。边墙的核心是实现军事控制,但与明代极大不同的是,清廷围绕边墙与边防体系建立起一套基于政治统治、军事管控、经济开发与社会建设于一体的"治军""治吏""治民"工程,提升了修建边墙的格局。因边墙与边防体系,苗疆形成新的社区划分、新的治理格局及新的经济文化秩序,苗疆的历史进程由此改变。至清末,从苗汉分治到苗汉共融,边墙的区分与管控映衬了王朝国家的开拓历史与统治实践,展现了传统中国治理民族地方的政治逻辑。相关研究既要客观、辩证、历史地看待苗疆边墙,更应以"墙"为"诫",总结吸收传统中国的统治智慧。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民族贸易探析

民族贸易是清代湘西苗疆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历经“民间自发”向“国家在场”的转变,贸易时间、地点、内容、方式等均受到官府严格的管控。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与苗疆边墙密切相关,带有深深的“边墙格局”的印记。一方面,民族贸易集场紧密围绕边墙分布;另一方面,在以集场交易为中心的民族贸易中,边墙与集场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墙-集场结构”。

“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