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民“国民化”:民国时期边政学的一个核心议题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者重新界定了边民概念,将其理解为“边疆少数民族”,并从主权、领土和中华民族角度论证了边民的国民身份。在此基础上,他们批判了历史上边民在边疆社会身份体系中所处的“私民”或“奴隶”地位,强调要保障边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主张通过扶持边疆教育来塑造边民的国民意识。这些观点汇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边民国民化”议题,反映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边民观念的转变趋势。其间所形成的丰富成果,在研究视角、历史叙事、议题选择、分析方法等方面对今天的边民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20世纪30-40年代边政学的兴起

20世纪30-40年代勃然兴起的边政学是在外患日亟与国人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边疆研究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与传统边疆研究相比,边政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讲求多学科参与,尤其侧重人类学和政治学等新兴学科,不再局限于历史地理。研究边政的新式学会和学术期刊大量涌现,也使边政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形态。

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

中国边疆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出现于2000年。近年来,这一学科发展很快。但由于这一学科所具有的交叉复合性和历史重叠因素,使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相当的模糊。它与传统的中国边政学、民族学关系紧密,但又有着显著的区别。不弄清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特点以及与中国边政学的联系和区别,就难以发挥其在建设和谐边疆和处理周边关系中的作用。

过渡时代的边疆学术: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引论

近代中国处于充满变数的"过渡时代",其间有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分别以晚清西北史地学和民国时期边政学为代表。学界对前者已有充分研究,但对后者尚少关注。基于对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意义及学界已有研究状况的考察,笔者认为,将民国边政学研究引向深入的基本思路有三点:即在对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学科发展、研究人群及其思想内容等方面的史实重建的基础上,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探索边疆研究从传统步入现代的学术历程,从文本与语境互动的角度考察边政研究与边疆政治的关系演进,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审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重要进展。

20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研究述评

20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经历了发轫、繁荣到延展三个阶段。尤其是抗战时期,因与多个国家接壤,从中国文化研究的边缘转为中心,从抗日的后方到前哨诸多因素交织,使边政学研究成果斐然,成为其时中国边政学研究两大重镇之一。①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20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的研究加以系统回顾,以求教于方家。

西北联大与边政学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族危机背景下,边政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应运而生。国立西北联大组建后,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应对民族危机,关注边政问题,进行了关于边疆问题的一系列学术考察活动;积极组建边政学系;成立边政问题学会及主办学术专栏;并撰写、出版了大量关于边政学的论著。西北联大的边政学研究为边政学的奠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及现代学术的建立具有开拓与示范意义;并对构建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具有重要影响。

试论中国边政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学科建设

中国大陆地区的边政学研究经过若干年的沉寂后,目前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对民国时期及台湾地区相关学者对边政及边政学理论认识的考察,认为边政是指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事务,边政学是研究边疆地区政治与社会的学说。此外,还探讨了边政学的具体研究范围、意义及其学科建设等问题。

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中相关问题辨析

民国时期的边疆概念包括地理边疆、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等多层含义。边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边政指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疆民族的公众事务,包括边疆政策、边疆政制、边政机构、边疆行政等;狭义的边政,是专指边疆行政,即对边疆地区进行的管理和治理。边政学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中国边政学的诞生有三个标志,即吴文藻先生《边政学发凡》的发表、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和《边政公论》的创办。

发现“边政学”:学术与时势之间的民国边政研究——评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将边政学还原于近代民族危机、国家重建的历史背景之下,将边政学的兴起置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考察,首次相对完整地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这不仅有助于从历史的脉络、学术史的层面重新认识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而且在边疆政治地位再度升温的当下,亦不无深刻之意义。当然,是书较着力于"边政学"的"今生",尤其是边政学与时局的关联,而对其"前世"着墨较少,从而未能很好地回答边政学究竟是清季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的现代转换多一点,还是西学中直接移植并运用于中国本土的再造多一些。此外,"边政学"的学科独立性也是值得再深入考究的问题。

“民族——国家”建构下的边政学与边疆视野

结合抗战时期中国的社会场景和知识场景,以四篇关于边疆研究的文章为例,探讨学者们透过怎样的边疆视野将传统中国模糊的疆域明确起来,解决"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成为谁"的问题。在现代场景中,通过应用的边政学与学术的边政研究,学人们面对中华帝国内部的多元文化怎样展开文化重建,战争、学者和边政学何以相互作用共同推进民族国家的建构,甚至可以关怀的到特殊场景下中国人类学知识的形成过程。

民国边政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沿线地理研究——以《边政公论》所刊论著为中心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是民国边政研究的重要区域。不少学人从边政角度考察丝路沿线自然、人文地理,对如何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提出了不少卓见。这些建议大体遵循自然与人文兼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并进的思路,且与抗战建国的特殊时局联系起来,牵系其心的是促成该地与内地的团结一体,共同构建一致对外的抗战建国的中华民族。

边疆研究及其学科化:以民国边政学为中心

近代以来,学者们在展开边疆研究的同时,也进行着边疆学学科建构的尝试与努力。民国时期边政学是边疆研究学科化的重要表现,不仅探索了边疆学学科建构的路径,而且使得后来的边疆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学科意识,激发着边疆研究学科化的持续努力。但民国边政学迅速兴起又转瞬即逝,除受时局变化影响,更重要的是学科建构中内在知识建构的缺失。当前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可能也会面临着与边政学同样的困境与问题。基于民国边政学的经验与教训,当前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构,应该加强内在的知识与理论建构,在建构中国边疆学的同时建构一般边疆学。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发端于清末,兴起并繁盛于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危机加剧、学术地图变化、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勃兴是其形成背景。在"政"以兴"学"、"学"以资"政"的政学相洽关系作用下,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民国时期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民国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从政学关系的视角出发审视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上半叶“边政学”范式下的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边疆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迎来了第二次高潮。"边政学"的提出和发展是这轮研究高潮的重要标志,因而亦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称为"边政学时代"。具体而言,边疆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边疆对主权国家建构的意义、边疆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以及边疆开发与建设等问题的讨论上;边疆研究向着合作和合流的态势发展,成为时势所趋和重要特点;同时。经过近百年的学术沉淀,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内构建独立学科体系的时机业已成熟,"边疆学"和"边政学"学科思想应运而生,"边政学"学科雏形基本形成。

吴忠信对我国台湾地区边政学发展的贡献

作为在任时间最长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不仅对边政实务具有影响,其对于边政学的发展也颇有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吴忠信对于边政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上,以及与边政知识精英之间的往来互动,这个过程实际是一个“政学互动”的良性循环。正是由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忠信为代表的民国政要与边政知识精英之间的良性“政学互动”,不仅促进了当时整个中国边政学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后来台湾地区的边政学发展。台湾地区的边政学一开始便有着浓厚的“大陆”基因与“边疆”属性。

为“统一”立法,为“多元”阐释——近代中国边政学兴起背景下的“新疆”观念及其知识形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政研究兴起,为当时国人普及了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史地和地缘知识,以往对于新疆的“边地”“塞外之塞外”的印象逐渐得以破除,而“亚欧大陆枢纽”“国防大后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交通线”等形象较成功地实现了对“新疆”观念的知识性重构。此外,研究者及时应对了对于新疆主权归属的政治挑战,并通过报刊传播巩固了新疆作为中国领土的知识观念。这是一个为“统一”立法的政治行动,坚持了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治学立场。最后,研究者对新疆多民族共存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述,动态地展示了各民族在天山南北共存与交融的发展历程,以及新疆作为各族人民共有家园的历史景象和现实意义。这是一个为“多元”阐释的知识行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属性构筑了蕴含新疆地方经验的观念基础,代表着民族团结的进步方向。

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及其“学科性”

边政学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和《边政公论》的创刊,是其作为学科存在的重要载体,杨成志和吴文藻关于边政学的导论性阐述是其作为学科建立的理论宣言,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学系则是其学科地位受到承认的重要标志。边政学将边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同时又立足改良边政,寻求边疆建设方案,积极构建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在边政学的学术实践中形成了以民族学为主力,多学科参与为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时局与边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历程

"边政"一词古已有之,但赋予"边政"以现代意义,并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提出来做系统研究,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战建国、学术救国的大背景下,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吸纳了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边疆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为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服务,熔铸成一门新兴学科"边政学"。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势的转移,在战时特殊国情下形成的热门学科"边政学"逐渐式微。边政学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时局与边疆危机的发展变化。

近代中国高校边政学系的设置与发展

边政学系是近代中国高校中一个特殊的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朝阳学院、私立东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等高校相继设置了边政学系。限于资料,朝阳学院边政学系的情况不得而知。本文全面考察了私立东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设置与发展,并就私立东北大学边政学系对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影响、私立东北大学边政学系被撤销及边政学系在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重建的原因、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设置边政学系与国民政府处理边政的关系、边政学系的学科归属等问题提出一些浅见。

“建制”与“安民”——边政学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及其当代启迪

民族问题,实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内部群体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相关论述中,提炼出“建制”“安民”两个关键词,由此梳理边政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如何在此背景下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建制”即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制度;“安民”意味着边疆民心安定,文化向化,并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两项任务的核心,均在于把握边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平衡。从“建制”“安民”的角度,可以将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并可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