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与边民社会:中越边境地区M村的集市、信仰及关系网络

以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M村为个案,从边境村落、边民社会背景下的边民集体行动切入,潜藏在集市贸易、信仰体系、社会关系网络等诸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内在关联得以呈现。边民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发挥着调节村民间有序互动、维系区域内社会关系、凝聚边民集体意识的有效功能,为形成社会整合程度较高的边境村落、边民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助于营造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现代性

物作为文化的储存器,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同学派以物为媒介,对物背后的文化系统、社会结构进行解读。作为西方帝国时代的产物,滇越铁路是"都市西方"和"殖民西方"的综合体,对边民生活带来了立体型的影响。

中越边民社会跨境民族婚姻研究——以金平、河口县为例

跨境民族婚配行为作为边民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是边民社会人群共同体历史延续、文化沿袭、生计互补的惯习使然。民族国家建立后,跨境民族婚姻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合理不合法的社会现象,使得跨境婚姻家庭在社会权益、资源配置、子女发展等方面存在无法解决的难题,文章通过对金平、河口的跨境婚姻调查,认为需要把跨境婚姻置于社会问题的范畴,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把国家"普世化"的法律法规进行"地方性内化",实现边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亦兵亦“匪”:民国时期滇越边境地区的盐务缉私与边民社会

中法越南勘界之后实行的对汛制度,既是中越边境地区社会管理的基础,同时也为边地人群的社会身份转换提供了新的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民国时期发生在马关县都龙区的杀人抢劫案,看似一个地方刑事案件,实则是地方豪绅与地方行政长官之间权力争斗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盐务缉私制度在地方的推行,为边民社会身份转换提供了便利。边地社会非但未因为诸多机构的设置而变得更加"有序",反而因边民甚为多元的社会能动性而变得更加复杂。

边民叙事与历史真实的人类学研究——以清末民初的滇越铁路修建为例

1898～1910年，法国在晚清帝国的边陲云南，修筑作为他们殖民权力话语表征的滇越铁路，西方“他者”的进入打破了边民社会的秩序。在面临着家园土地的流失情境中，边民社会从其“地方性知识”系统中，寻找西方“他者”行为的不合法性。“土地”作为边民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了边民话语表述的媒介与抵抗斗争的标的，而法国殖民者最终的路线选择则完成了边民社会历史叙事，边民社会与法国殖民者围绕滇越铁路的修建书写社会的历史，实现地方性知识系统的重构。

民国时期中越边境对汛管理中的司法实践及其困局--以麻栗坡对汛督办档案为中心的分析

19世纪末中法战争结束后,中法两国历经十余年勘定了粤越、桂越、滇越三段边界并创设对汛制度,以管理中越边务问题。中越对汛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对中国南方边疆国防、外交等治理与开发有着重要意义。以往学界多聚焦于对汛设置与管理模式上的制度梳理,对涉及边民社会具体事件的研究甚少。对汛督办遗存下来的行政档案所记录的相关司法案件及其办理过程,揭示了对汛制度运行过程中具体的司法、行政事件所面临的多元复杂状况。由此层面观之,对汛督办的职能转变及其行政实践既是观察中越边境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同时也反映出了边民社会中不同行为主体展现的能动性及边地社会复杂多元的图景,这为以边民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研究提供了制度运作与区域社会历史脉络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