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争端、威胁认知与印越在南海的战略互动态势

面对实力强于自身的国家,选择与他国合作以制衡强国,是行为体的潜在反应之一。在边界争端形势较为严峻的背景下,印度和越南不断强化在南海战略互动和合作,加剧了南海争端的复杂态势。在影响印越南海战略合作的诸多因素中,边界争端和威胁认知是关键变量。边界争端框定两国南海合作政策变化的整体方向,威胁认知左右两国行动意愿强度。当中印和中越边界争端形势均较为严峻时,支撑印越南海靠近的条件较为充分,两国在该区域的战略互动就极易发生;当任意一国和中国边界争端局势有所缓和时,支撑两国南海频繁互动的条件会相应弱化,其在南海的战略合作强度就会有所减弱。通过对中越“中建南事件”和中印“洞朗事件”进行案例比较以及个案内的过程追踪分析,该论点得到了验证。尽管边界争端和共同对华威胁感知是驱使印越强化南海互动的动力源之一,但两国战略重点的不同和高度异质的威胁感知,会增强两国南海战略互动过程的复杂性及效果的不确定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原则与实践

近代遗留下来的中国边界领土争端大致可以分为"位置性边界争端"和"领土性边界争端"。针对不同的边界问题,新中国政府制订了相应的原则与办法。60年代初,国际关系的紧张与中国边疆局势的动荡促使中共领导人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中国相继与缅甸等6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过程中所贯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保障了这一时期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尽快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从国家长远利益来看,在中国对外战略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的60年代,陆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赢得了较为安定的边疆局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原则与实践

近代遗留下来的中国边界领土争端大致可以分为“位置性边界争端”和“领土性边界争端”．针对不同的边界问题，新中国政府制订了相应的原则与办法。60年代初，国际关系的紧张与中国边疆局势的动荡促使中共领导人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中国相继与缅甸等6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过程中贯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保障了这一时期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尽快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从国家长远利益看，在中国对外战略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的60年代，陆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赢得了较为安定的边疆局势。

印度处理对华边界争端策略研究--以“阿鲁纳恰尔邦”的炮制和管理为例

印度炮制和管理"阿鲁纳恰尔邦"的实践表明,印度处理对华边界争端的策略是以军事、行政以及外交三种手段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多层面与中国争夺争议地区的。在军事上以攻对守,积极蚕食中国领土;在行政上不断强化管控与开发;在外交上,从拒绝谈判发展为谈判与管控并重。鉴于此,中国在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的同时,也要做好军事斗争和法理斗争的准备,以便在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中赢得主动。

论印度民族主义对中印边界争端升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选择了对华友好政策,但在民族主义等因素的作用下,印度政府提出历史边界论和推行单边主义边界政策,致使中印关系恶化,两国走向边界冲突。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民族心理遭受重挫,对华不信任感和仇恨心理长期存在,并成为中印达成边界协议的巨大障碍。

中印边界争端的危机控制机制探析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不予承认。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中印边界争端不断加剧。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世纪末,中印边界争端出现缓和的态势。21世纪初期,中印边界争端仍然时有发生,但都以和平方式得以解决。2013年5月和10月,中国李克强总理和印度曼莫汉·辛格总理实现年内互访并签署一系列重要文件,形成了中印解决边界争端的一系列危机控制机制。

中印边界争端1959—1962研究综述

中印边界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的发展。1959年后,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恶性发展,并于1962年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边界战争,在战场上的炮火沉寂后,学术论坛却活跃起来,有关这场争端的著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于中印边界争端的研究,印度及西方学者早于中国学者。

论中国解决边界争端的模式——以中缅、中俄关系为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与部分邻国解决了陆地边界争端的90%。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解决边界争端具有较为稳定的模式,这表现为政策目标、解决原则以及解决办法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本文以中缅、中俄边界争端解决为案例,概括这种稳定模式的内容,通过边界争端解决模式来说明中国对外政策的属性和特征。

国内中印边界争端研究综述

50多年来,中印边界争端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有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且涉及众多领域。立足于多种理论视角和日益增多的中外文文献资料特别是外交档案,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质量不断提升。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历史反思和现实针对性不足以及需要加深和拓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等等问题。

论海洋边界争端与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兼谈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解决

现代国际海洋法通过瑞典-挪威北海大陆架案奠定了海洋边界划分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制度。中日东海油气争端从根本上说源于中日东海边界争端,只有明确钓鱼岛等岛屿的划界效力问题和冲绳海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与作用,才能使中日东海边界争端和中日东海油气争端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创造性的解决。

马拉维湖边界争端问题探析

马拉维湖是非洲地区的第三大湖,位于马拉维、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三国之间。马拉维拥有该湖绝大部分的主权,它同莫桑比克在该湖东南部的边界是明确的。然而,它同坦桑尼亚在该湖东北部的边界划分却存在争端。两国就此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2011年开始,油气资源争夺成为其中的新因素,影响到该问题未来的走向及其解决。本文旨在论述两国边界争端问题的争论焦点、演变过程及其未来可能的解决途径。

从委圭边界争端看美国崛起中对外政策的和平主义面相

1895年,由于美国的干涉,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演变为英美外交危机。随后在两国和平运动的推动下,英国政府接受了美国的仲裁提议,促成了《委英仲裁条约》的签订和国际仲裁,争端得以和平解决。委圭边界仲裁既是19世纪和平主义和仲裁运动的成果,也体现了美国崛起过程中对外政策通过仲裁解决争端的和平主义面相。它既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促进了和平运动和国际仲裁的发展,又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是,由于国际仲裁的局限性,委圭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外交关系中遗留至今的痼疾。

《中印边界争端与中印关系》述评

《中印边界争端和中印关系》是一部首次由中国学者分析中印边界争端的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和现实价值。在简介该书的主要内容之后,重点阐述了它的主要特点及学术贡献。

马拉维湖边界争端及其解决路径探析

20世纪60年代至今,马拉维与坦桑尼亚两国围绕在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中边界的具体位置先后爆发两次争端。争端的最早爆发与两国当时的政治敌对和殖民统治时期产生的地图、文献资料的含混不清有密切关系。而两国对湖中资源的争夺是导致新世纪争端再起的最新和最主要的因素。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洲不乏将领土边界与海洋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的先例,以及马拉维对此种解决方式的强烈愿望,目前不能排除马拉维与坦桑尼亚通过司法方式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但由于坦桑尼亚强烈反对和已有成案中国际法院判决结果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两国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也面临重重障碍。2012年以来,争端双方都接受了南共体主持下的调解,虽进展并不顺利,但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第三方调解的外交方式仍然是马拉维与坦桑尼亚寻求解决边界争端的首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充分考虑和尊重两国的资源诉求,就勘探和开发湖底资源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共同开发方案。

新中国处理边界争端中军事力量运用的基本原则

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安全保障和处置国家间争端的最后手段,其使用的时机、方式、规模、时限及其所要达成的目标限度,实质上反映了争端双方或多方在对待军事力量解决问题上的价值分歧,即国家在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时,对军事力量运用的价值认知、路径依赖和实效评估。新中国在处理边界争端时始终遵循军事力量运用的三原则：底线原则、尚义原则、有限原则。

上海自贸区“边界争端”

被誉为中国改革新前沿的上海自贸区于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很多人称其堪比当年的深圳特区，期待中国经济将从这里进发出新的增长点。

中亚边界争端形势新动向及前景展望

2016年以来,中亚地区边界争端解决取得显著进展。争端当事国政策调整、地区安全威胁加剧、上合组织的"建设性介入",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基于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和历史教训,既有成果存在反复的可能,需要予以重视和防范。文章认为未来各方应以本轮边界争端解决为契机,努力培育政治互信;从双边、多边和领导人等各层面着手,有效巩固划界成果,及时推进遗留问题解决,全面化解边界争端对地区局势和国家关系的影响,促进中亚整体安全形势不断向好发展。

科学帝国主义与尼泊尔、印度的卡利河边界争端

卡利河边界争端是当今尼泊尔与印度之间最尖锐的领土争端,是源自英国殖民印度次大陆期间科学帝国主义的遗产。1816年尼泊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署《赛哥里条约》,割让卡利河以西的土地,形成与英属印度的卡利河边界。条约签订后,英国测量员韦伯就对卡利河做了基础测量,形成了卡利河位置的原始地图证据。然而,此后印度测量局通过制图术,不仅构建了地图上边界与卡利河脱钩的画法,还制造了地图上卡利河位置的争议。卡利河边界争端的案例显示,印度测量局等殖民地科学机构所谓的"科学"成果,本质是为殖民政治背书。

有关中印边界争端的一些情况和背景

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两国间存在着由双方历来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目前的双方实际控制线是在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土地上形成的。分水岭只是地理特征之一,不能作为判定边界的唯一和决定性因素。中印边界最大的争议在东段。中国对东段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的门隅、洛渝、下察隅地区的管辖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所谓西姆拉条约是无效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中段有大约两千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现不在中国控制之下。西段阿克赛钦等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且一直在中国的管辖之下。中印边界争端只有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才能取得公开合理的全面解决。

当代世界的边界争端探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50年来,世界性大战虽未爆发,但地区或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却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其中边界领土争端是引发当代局部战争的重要动因,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至1986年,世界上共发生78起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其中国家间的战争32次,国内战争46次,前者大多由边界领土争端所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