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与话语:海洋边界建构的国家实践

海洋边界建构是一个包含边界划分与边界认同等多重内容的建构与实践的动态过程。从模糊不清的海疆到界限清晰的海界的转变,本身是一场现代地理学知识替代传统本土观念的变革。在这场新知识替代旧观念的变革中,地图的绘制发挥着巨大作用,它是地理空间政治化和海洋边界化的重要步骤,也是国家建构海洋边界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海洋边界认同的国家建构本质上是一个话语生产与认同的过程,后者经由媒介的传播扩散,促进渔民乃至全体国民塑造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话语制造过程中,“家国”叙事是国家惯常使用的一种操作手法,“家国”叙事的目的是为营造一种积极的国家形象,让渔民将海洋家园的生产实践和历史记忆自觉转变为一种维护国家海洋边界和领土主权的义务,最终建立一种边界认同和国家认同。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于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白马人·沙尕帽·池哥昼——一个藏边族群的边界建构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白马藏人的认同问题为视角,追溯白马藏人在"族属重新识别"过程中,对族群"白马人""沙尕帽""池哥昼"等边界的建构过程,探究白马藏人的"认同话语"背后的社会逻辑,试图为分析藏边社会的"族群认同"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之边界建构

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是当今法学界与新闻传播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监督司法本是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应有之义,但是,随着传统的舆论格局发生变化,媒介审判现象频发。厘清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之边界问题,有利于新闻媒体明确自身角色与责任,形成媒体与司法之间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从而推动二者共同发展。本文通过系统归纳总结相关文献,并结合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试图为划定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之边界提供建议,探索防止新闻媒体越界的具体举措。

民族认同、边界建构:从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说起——以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

近年来,各地的“民族风情园”景区蓬勃发展,游客可于此有限的“观光场域”内感受无限的民族文化。满族的民俗旅游也备受关注,但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民俗文化旅游所展现的历史与文化其实是当代的重新建构。本文运用文化变迁、民族边界等理论,讨论发展旅游业与提高民族认同、建构民族边界、传承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

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

现代社会中青年对社交边界感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青年社交的理想图景是建立一种亲密且独立的人际关系。青年社交边界感的形成,与现代化转型下的生活方式变迁、个体化趋势下的社会心态转变、功绩社会对边界需求的强化三重因素有关。面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社交困境,现代社交边界观的建构应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将边界意识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制度约束推进社会环境的公平正义。在强调边界感的同时,还应避免出现群体性孤独与社交部落主义等消极后果。

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

社会工作者的边界生产:形式与逻辑--以海南省A市某社会工作组织为例

以海南省A市某社会工作组织为例,探索社会工作者这一情感劳动者是如何通过划分边界来获得积极的工作体验的。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通常采用深层表演的策略破除边界,和案主建立亲密关系,以建构职业认同。而在社会工作组织这一场域内,社会工作者则团结起来,形成情感共同体,采用边界清晰化的方式来对待过度的行政干预。在与基层政府及其代理部门的互动中,社会工作者则进行表层表演,以在模糊的边界中维持自身工作的平衡。应将情感劳动纳入社会工作者的边界生产策略,关注社会工作者在跨越不同边界时的情感策略及其深层逻辑。

跨国移民多维度认同边界的建构——以东京池袋华侨经营者为例

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的“超级多样性”使得以“群体主义”为前提的同化-多元化二元论失去了其对流动的、多样化的移民身份认同的解释力。本文受边界建构范式的启发,以东京池袋华侨经营者为研究对象,探讨移民如何在不同关系情境下利用各种象征符号建构自我认同的边界。研究发现,虽然华侨经营者都明确地认同中国人身份,但该身份在不同情境下的显著度有差异。只有在亲密朋友关系中,以族群性为基础的国族认同才是划分自我/他者的核心标准;而在家庭关系、工作伙伴关系和陌生人关系中,行动者遵循其他叙事逻辑来构建个人认同。本研究是一个文化社会学的实践,旨在对同化-多元化二元论进行批判性继承。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界和边界景观

随着社会的变化,相关研究的范式往往也会发生改变。本文对边界研究中概念的变化作出了解释。在边界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体现出来的时空变化性和不确定性。本文强调了边界不仅是国家主权的分界线,还具有从地缘政治,到边界和跨边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多层次复杂性。本文力求对边界研究中的相关争论作出建设性贡献,以促进对边界的过程化、去领域、分散性的本质,及其在全球化和跨国流动时期保证政权的作用的充分理解,展现边界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仍具有自身内涵的学术地位。本文以边界景观的概念为核心组织元素,提倡在边界研究中采取相关的研究方法,从互补的视角考虑政治愿景与日常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社会表现和艺术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