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军方的中印边界战争记忆及其问题

印度军方最初的中印边界战争失败记忆是极其苦涩的,这种记忆既来自于战场上人员死伤被俘、军事溃败逃亡等恐慌体验,也源于印度国内各界批评、嘲弄、追责等屈辱感受。随着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氛围的变化,印度军方开始重构战争记忆,竭力塑造战争受害者身份和英勇抵抗者形象。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既推动了印度的国防建设和安全体制改革,也在印度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和传承。然而,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长期遭受异议和质疑,存在接受程度有限问题。

中印边界战争三题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是中印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当代中印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印两国学界在中印边界战争问题上长期分歧重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对中印边界战争的几个主要问题,即中国速战速胜的原因、中国单方面无条件撤军的原因、中印边界战争的可避免性,做一番综合性的梳理,无疑将有助于更加客观和多纬度地理解中印边界战争。

从印度纪念中印边界战争50周年看中印关系

2012年10月20日,印度军方在新德里集会纪念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50周年。通过印方报刊上的文章,我们可以注意到印度军方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态度出现积极的变化,但战争阴影仍笼罩印度。然而理性的呼声在不断上升,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希望也已显现。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与巴基斯坦对外关系调整——基于中英印档案资料的研究

中印关系的恶化,特别是1962年的边界战争,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它从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国家利益出发,仔细审视、研判南亚地区局势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其与几个大国的关系及时做出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调整:从在外交、经济、军事方面严重依赖美英"调整"为寻求较大的独立性;最终打消与印度进行安全合作的幻想。它利用中印关系的恶化,一方面设法从美英获取尽可能多的援助,同时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接近,并通过友好谈判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与中国建立起牢固的友好关系。巴基斯坦通过外交政策的调整,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安全环境,成为中印边界冲突的直接受益者。

浅析中印边界战争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是印度有意挑起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击和行动。这场战争给中印关系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在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形势下,中印两国应加深认识,共同创造一个共赢的环境,争取早日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

中印边界战争是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发生的一场战争。基于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印度的国内政治、领导人个性、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对于边疆稳定的需求是影响战争发生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认为引发战争的诸多因素中,想象的单边默契这一独特的战略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之一是中国关于边界的"暂维现状"政策并未被印方所正确认识,后者在国内政治因素的驱动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中印边界冲突的升级;表现之二是印度对中印权力非对称结构的错误认识,导致中国的战略协商与威慑未能奏效,只能选择以武力的方式回应危机。在权力非对称维度下,研究国家单边默契思维的战略效应,对于分析国家的战略文化以及解决与中国相关的领土争端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战争的解析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在中印两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今中印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和西方学界曾纷纷指责中国对印度“发动了无端的侵略”，认为印度是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这种观点在中印关系全面冷冻时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仍是主流。70年代，印度和西方学界开始出现对上述观点的修正，部分研究者认真研究中印边界历史，客观分析中印边界争端过程，认为中印边界战争的责任在于印度，拉开了印度学界反思中印边界战争的帷幕。

美国情报视野中的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

情报分析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依据和信息来源。围绕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美国各情报机构做了大量评估和预测工作,包括对中印经济和军事实力消长、中印关系发展和变化、边界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印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等方面的分析。这些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针对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政策和战略提供了决策参考。美国情报反映了其冷战思维,带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在亚洲进行的政策周旋以及它在南亚政策上的利益考量。美国希望"援印抗中"与维护美巴同盟二者兼得,但因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未能如愿。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印度的“前进政策”与中印边界战争——一种认知理论的视角

中印边界战争是印度政府长期推行扩张性"前进政策"的结果。在认知理论的视野下,印度基于对前进政策的认知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使中印边界问题从一场外交争端发展为冲突进而升级为战争。印度对前进政策的认知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诸多因素中,信仰、环境、学习过程等则是影响印度决策者认知的重要变量。

博弈论视角下的中印边界争端(1949—1962年)

196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在此之前中国曾多次做出外交和解的努力,但当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战略受到严重威胁时,中国政府权衡利弊做出了对印度自卫反击的决定,最终在这场边界对决中占据了相对优势。本文从博弈理论出发,借鉴风险意愿模型用于分析中印边界争端从危机转化为战争的全过程,从而说明中方作出反击的必然性;最后以中印双方在争端过程中所持策略为例,对决策者在战争爆发前的决策进行讨论。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与苏联对中印边界问题立场的转变

1962年秋冬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事件,是中苏分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分水岭。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苏不断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寻求对方的支持和帮助。随着危机的结束,苏联迅速改变立场,指责中国是中印边界冲突的始作俑者;而中国也公开指责苏共在处理导弹危机的过程中犯了"冒进主义"与"投降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巨大分歧与矛盾,使中苏走向了公开分裂的道路。

建国以来中国边防环境的变化

边防环境是边防活动所处的空间以及各种影响边防活动因素的综合，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边防活动的正常进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建国以来中国边防环境的变化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对中国边防活动及边防环境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内容为王 不忘初心

2012年,长城物业提出物业云概念;2014年,行业全面触网,社区O2O布局初见端倪;2015年,＂互联网＋＂行动红红火火,各种社区平台横空出世。云、O2O、＂互联网＋＂各种思潮与工具交织,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符,不绝于耳,昭示着物业管理行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从“一边倒”到多元化外交——1955-1962年尼泊尔外交政策的转变

1955-1962年是尼泊尔外交转型的关键时期。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马亨德拉国王1955年继位后开始奉行多元化的外交路线,同年与中国建交,这一切表明尼泊尔开始偏离向印度"一边倒"的政策,尼印特殊关系局面发生动摇。自1959年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升级,尼泊尔借机强调自己作为主权国家的身份以及在相关问题上与印度有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从1960年开始,通过高层互访和谈判,中尼两国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进而签订了边界条约及和平友好条约,中尼关系也日渐升温。与此同时,尼印关系则遇冷停滞。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前后成为尼印关系的转折点。为避免卷入战争,尼泊尔在中印争端中坚持中立与不结盟的立场,因此遭到了印度的指责和报复,但却塑造了独立的外交形象,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战败后的印度也意识到尼泊尔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从此转变态度,更加平等地对待尼泊尔。